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素有爱国爱乡光荣传统的广大海外华侨包括梅州华侨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抗战，用血泪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经济扩张，梅州籍侨胞和其他侨胞一样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住在国政府的种种禁令和刁难，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开展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的打击。
在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梅州籍的华侨以民族利益为重，纷纷成立爱国抗日团体，通过办报办刊、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不少梅州籍华侨团体还进行街头宣传活动，募捐款物支持抗战。抗战爆发后，正在马来亚读小学的丰顺县马来亚归侨彭爱群回忆说，华侨团体号召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12岁的他参加了卖花募捐，记得当时唱的卖花歌歌词是：
买一朵花呀，买一朵花；这是自由的花呀，这是解放的花； 买了花救你的家。
买一朵花呀，买一朵花；不是要你爱花呀，不是要你赏花；
买了花救了国家。
街头劝募歌歌词是：
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难民冬天无衣裳，寒衣募给难民穿。
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成立了南洋第一个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陈嘉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华侨代表164人代表45个救亡组织，聚集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机关，陈嘉庚当选为主席。祖籍大埔的林师万被任命为新加坡星华筹赈会客帮分会主任。大会通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海外侨胞“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之难民”，要“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
在南侨总会倡议下，华侨节衣缩食，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购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多种形式，踊跃为祖国捐款捐物。
常月捐是当时华侨最常见、最普遍、最见成效的捐款形式。通过《救国常月捐证明书》记录的常月捐是华侨最普遍的捐款方式，?一般店员和其他职工，捐出薪俸的10%，厂主、店东酌其财力，分为十等捐，从10元到1000元，优等无限。
通过捐款、购买救国公债、侨汇、投资和捐献物资等多种方式，从1937年至 1940年，不到4年南侨总会共发动募集支援祖国抗战的义捐约5亿元、寒衣50万件和价值250万元的药品。至1941年12月，海外各地华侨逐月义捐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数达734万元，为全世界各地华侨月捐之冠。华侨从经济上对祖国抗战的援助，为祖国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400多万人，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华侨捐赠了大量款物，仅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相当于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5.53亿元的２倍多），购买了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回国投资约16亿多元；此外，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数十亿侨汇。据梅县的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梅县华侨捐款总计国币734350元，大米2400多包，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一大批。1940年，中国银行梅城办事处升格为支行，梅县松口、兴宁、大埔、丰顺亦相继设立办事处，每年接收侨汇存款约200万美元，这些款项为祖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巨额的军费补充。
为支持祖国抗战，各地华侨团体和侨胞还源源不断地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大宗物品，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其中包括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汽车、卡车数百辆。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捐赠资金、飞机、医疗器械、药品，还将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参加抗战。爱国爱乡爱家的广大华侨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对祖国抗战的全方位援助，大大增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员力量、物质力量，是祖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基础之一。 （邓锐）
（参考资料：《梅州华侨华人史》《广东华侨华人史》《南洋华侨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