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辉 姚意军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和统战工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协助周恩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他担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代表，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多地辗转奔波，在各种场合阐述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对日作战。
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叶剑英是我党我军较早进入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开展工作的。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7月上旬，叶剑英按中央的指令赴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进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在东北军107师、117师和其他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中共组织。叶剑英仅在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十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其中8月5日一封致周恩来的信中，报告了安塞工委近日工作情况，信中说：安塞已在东北军684团发展了6名党员。
西安事变发生前，叶剑英按中央的要求，与张学良有许多接触。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信张学良，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提出建议，并表示准备派叶剑英等同志到西安，协助张学良工作。10月5日，叶剑英与潘汉年第一次与张学良会谈，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指导及战略构想。张学良对中共策略方针的转变以及叶剑英的解释，十分高兴，“表示今后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叶剑英与张学良“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由于党的策略方针的正确和叶剑英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张学良消除了对红军的怀疑，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军政要员来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部署“剿共”计划。叶剑英机警地注视着蒋介石及其要员的行踪，随时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汇报。10月25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蒋介石邀张学良登华山及其谈话的情况。10月29日，叶剑英向党中央报告张学良参加蒋介石在洛阳举办五十大寿宴会时受到辱骂的情况。党中央给叶剑英回电：“进一步做张、杨的工作，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事件发生情况，提出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3人组成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去西安，协助张、杨处理事变。叶剑英随周恩来到西安后，立即按照中央的精神和部署，同张、杨会谈，并按分工紧张地工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12月22日、23日，叶剑英先后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前战略方针提出建议，把社会各界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临的四个方面主要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
积极促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头等大事。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左权、萧劲光、徐海东等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出《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的通电》，《通电》说：“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被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叶剑英在认真分析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于7月20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蒋介石17日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所表示。”中共中央、毛泽东完全赞同叶剑英的建议，电告叶剑英：拥护蒋谈话通电，准备数日内发出。7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叶剑英见电后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应发动全国抗战。只有发动全国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团结全国，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胜利。”按照中央的部署，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并进行广泛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逐步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经过艰苦的反复谈判，同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留在南方8省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叶剑英利用自己是中共代表以及八路军多地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在国统区进行大量的抗战宣传工作，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以及发动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希望国统区民众树立团结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信心。1938年5月初，叶剑英前往香港就医，途经广州受时任中山大学教务处长肖冠英的邀请，于2日在中山大学礼堂为师生们作《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演讲。叶剑英演讲中指出“国共两党目前虽然摩擦，但绝对不会重演十年来的惨痛的历史。第八路军是在不断地发展中，而且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民众一方面应该为它的继续发展而感觉喜悦，同时更应该尽力协助它，使它更能负起它的抗日的任务。”演讲最后提出：“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涛中，她最后卒能够达到彼岸，抑或就此沉沦下去，全靠我们民众的努力来决定。”
1940年3月，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议上作关于作战和摩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的事实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指出：“目前一切摩擦事件……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也可能影响到全局，动摇我们团结合作基础，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避免的。”会后，叶剑英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呈报自己在参谋长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看后十分赞赏，专门作出批示“一九四○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董必武称此发言是“叶剑公舌战群儒”。秦邦宪说“参座，老将出马了，大败蒋家，打了一个大胜仗。”
协助指挥全国敌后抗战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回延安，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得力助手，十分满意。朱德多次讲到叶剑英，认为是难得的人才，一定要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和作用。延安著名民主人士续范亭，曾赋诗赞扬叶剑英，“十八集团参谋长，有勇有谋且知方”，这是对智勇双全、雄才大略的精准概括，更是对叶剑英从事参谋工作，文韬武略、运筹善谋、杰出“参座”的深情描绘。
叶剑英作为“高参”，最主要的表现就在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上，敢于、善于谋划，发挥运筹决胜的智慧和助手作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有邀请毛泽东、朱德参会的意图。叶剑英在预先知道这个消息的前提下，速以“万万火急”电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人所借口。”既要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又不缺席重要会议。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叶剑英在国防会议的专门讨论会上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发言。发言中除了讲述当前形势及中日力量对比时，提出需有持久抗战精神，要动员民众，团结全国的军事力量共同抗日，战略上可采取持久，战术上采取速决；战略上重视内线，战术上采取外线；把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争有机结合起来。叶剑英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3年夏，国民党政府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叶剑英提出打一场以智取胜的“政治宣传战”。首先从敌我力量分析，国民党拟集中50万兵力，延安地区只有3-4万兵力，动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叶剑英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孙子兵法，提出应以政治宣传为主，采取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与日本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动员边区军民和全国爱国民众，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动员有效兵力作好保卫边区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一切宣传舆论工具，揭露国民党不抗日、搞摩擦、打内战阴谋，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孤立，军队上无法推进实施，从而使其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暗中收兵的失败而告结束。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延安同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国军事考察团的谈话，对我党领导进行的敌后抗战工作作了比较全面而准确的介绍。他首先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现在我只作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叶剑英从“敌后战场的敌情，敌后战场的伪情，敌后战场的友情，敌后战场的我情”展开总结介绍。叶剑英在最后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因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要没有这些敌后军民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叶剑英的介绍着重于战场方面，他运用简洁的文字告诉中外记者，“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这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详细总结和介绍抗战七年来，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特别是敌后战场与日伪军队殊死战斗的历程的讲话，使中外记者真实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艰辛与曲折，看到了中国抗战必定取得胜利的根基与力量。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称赞叶剑英的报告很有价值。时隔25年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叶剑英将军是一个英俊精干的人，他的介绍是客观的。”
经过抗战烈火的熔炼，叶剑英已经成为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作者林雄辉系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姚意军系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图片由叶剑英纪念园管理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