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碧清
六月的清晨，太阳初升，我与父亲散步在村庄的小路上。路旁草尖上的小蜘蛛网还罩着晶莹的露珠，犹如透亮的珍珠帘子，三五步便有一张。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些“珍珠帘子”上，拿着手机拍了又拍。
“那里有一顶鸡菇。”父亲指着远处说。
“鸡菇！在哪里？”我十分欣喜，三步并作两步，朝父亲指的方向奔去。果不其然，一朵新鲜肥硕的鸡菇像撑开的油纸伞一样，乳白色的菌柄，淡褐色的菌盖，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鲜嫩，就这么被精心地安插在湿漉漉的田埂上。
其实“鸡菇”的学名是鸡枞菌，“鸡菇”是我们家乡的叫法，也有些地方管它叫“鸡肉菇”“斗鸡菇”等。汪曾祺先生在回忆昆明菌子的文章里也曾提到过它，称它是“植物鸡”，味道像肥母鸡，口感却又比肥母鸡嫩滑。
乡野自然生长的鸡菇必须在早晨采摘，到了太阳晒干了露水，鸡菇便开始腐败了，上午十点左右，基本上就烂了大半，有些不烂的，也成了蚂蚁的美味，人不能食用。
看着眼前的鸡菇，父亲点燃了一支烟，回忆说：“那是一个雨水没停没歇的五月，我才六七岁，一大早醒来推开窗，看见屋外的田埂上长了一个鸡菇，像极了一顶大斗笠！于是捆起裤脚跳下床，抓了一顶斗笠盖在头上，飞穿过廊子向大门奔去，耳后传来你爷爷喊声，‘下着雨呐，一大早上哪去’。”
说到这里，父亲的嘴角微微上扬，有点神秘的意味，我想当年六七岁的他应该也是带着这种笑容奔向那朵鸡菇的。他细细地吸了一口烟：“我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光滑新鲜的鸡菇，比头上戴的斗笠小不了多少。你爷爷看后笑了起来，说‘哪儿采的？’然后就接过去洗洗下了锅。那天早上一家人都喝上了极其鲜美的菇汤，那味道真是一辈子都记得！”
于是，从那以后的很多年，每逢端午节前后的清晨，父亲都早早地背上深深的竹篮行走在田埂山坳间，一遍一遍地体验他的“寻找鸡菇”之旅。
据父亲回忆，少时的他采鸡菇采出了经验，端午节前后，有些地方每年都会长出一排鸡菇来，个个又大又鲜。他曾经好奇，为什么鸡菇总长在那几个地方，于是他挖开泥土往里面看个究竟，竟然发现每个长着鸡菇的地下基本上都是蚁窝。
那时候的他，每天早上能摘半竹篮鸡菇，拿回家清洗之后撕成条状，接着赶紧把灶台的火烧旺，爷爷就往大锅里下一勺猪油，油烧得滚烫之时，将一大盆鸡菇倒进去，滋啦滋啦，滋啦滋啦，锅铲翻搅几下，鲜香飞快地钻入鼻腔，馋得父亲直流口水。有些时候，爷爷也会拿这半竹篮鸡菇配猪油炒咸菜，风味绝佳，全家八口人，足够吃两顿。那是缺衣少食的时代中，父亲记忆里的鸡菇——鲜香味美，上好佳肴。
我喜爱鸡菇，不仅因为它味美，更多的是因为从小听父亲讲述诸多采摘鸡菇的往事，以及儿时亲自寻找鸡菇有诸多趣味。
那些年的晨雾常常像纱帐似的笼罩着田野，一片茫茫，要是有微风，则有一阵飘飘忽忽，宛若仙境的景象。那些草叶上的露水一次次打湿了我的裤腿，而我喜欢在田间地头流连，去寻找鸡菇。运气好的时候，可以遇到一朵，运气更好的时候，可以遇到一片！找不到的时候我也不会扫兴，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手上不会空着，可以顺手拔几株凤尾草、几丛蛇舌草或是一些红花地斩头，晒干后用来煲凉茶或是卖给货郎换黑枣干、仙乐梅、杨梅干等零食。我偶尔也有空着手的时候，那定是看蚂蚁搬虫子、捉蜻蜓或者追逐“狗麻蛇”去了。总之，田间地头乐趣无穷，鸡菇只是我儿时“寻宝”的其中一环罢了。
过去，村庄不懂何为“荒芜”，因为田里种满番薯水稻，地里都是果蔬，就连房前屋后甚至漫山遍野的芒萁都被妇女们轮番收割，一排排、一列列，摆放得整整齐齐，晒干后，妇女们用竹篾将它们捆成一个个大“轮子”，再用两头尖的长扁担穿过“轮子”的圆心，最后挑回家去，用于烧火做菜……总之，山头田地都是一片井然有序。土地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村庄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朝霞散尽，我与父亲散步回到家，穿过游廊，女儿刚刚醒来，她睡眼惺忪，看到我手上的鸡菇，马上来了精神，欢喜地说：“妈妈，老师说路边的‘红伞伞’‘白伞伞’不能随便吃，很多都有毒。你手上这朵‘白伞伞’有毒吗，可以吃吗？”俨然，因为很少回村庄，她已不知道鸡菇为何物。
父亲与我的脑海里都珍藏着与鸡菇有关的记忆，或是关于山珍，或是关于旧时光。女儿因为没有关于鸡菇的记忆，所以对它没有太多感情。不过呢，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记忆，不必执着。
或许，鸡菇就像时光的密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译方式。父亲记得的是灶台前油锅里滋啦作响的香气，我怀念的是晨露打湿裤腿时弯腰发现的惊喜，而女儿警惕的，是老师教导的“红伞白伞”的安全法则。
这世间的传承，本就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记忆与现实的交织。有些味道会消散，有些故事会模糊，但土地永远在那里，以不同的方式滋养着每一代人。就像那些长在树林里的鸡菇，只要雨季来临，就会在某个清晨悄然冒头——它等待的，或许不是同一个采菇人，而是同样赤诚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