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深
“最喜讼，讼师每一词，株连数十家。有代人牵人者，谓之‘搭告’，一经拘提，沿家蚕食囊饱，则原告不出而已破十余家之产矣。迨秉宪者，洞其状，习俗亦渐革除。”以上为康熙《镇平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中的记述。查乾隆《镇平县志》卷二《赋役志·风俗》，已无只字语及相关“喜讼”记载。
由此对照两志，时间不过相去一百一十年，教化所及，风移俗变。镇平不再是奸宄伏藏、喜乱喜讼的蛮风夷俗之乡，而是尚礼敦诗、尊师重教的“岭东邹鲁”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诉讼”有如下解释：“诉，告也；讼，争也。……以手曰争，以言曰讼。”拆字分析，“诉”=“言”+“斥”，发表排斥性的言论，即控诉、告发、控告之意；“讼”=“言”+“公”，将争辩、纠纷公之于众，借助公共权力处理争端。喜讼、好讼，也就是好争执，喜欢争辩是非曲直。现代人一般把“诉讼”二字连用，表示“打官司”。
在古代社会，有专门帮人办理诉讼事务，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状纸的人，社会上称之为“讼师”。讼师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准律师的角色。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纠纷调解不了，就得打官司。所以，讼师就不可能绝迹。
即以康熙版县志上记载有镇平人“喜讼”的评语。喜讼是有原因的，概括地说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一是赋役繁重社会矛盾增加；二是出于生计被迫自我保护；三是为了私利不惜假手讼师；四是官僚腐败胥吏推波助澜；五是诉讼规则变相鼓励好讼。然而，出于上述各种原因引发的纷争事件，见诸史志所载则一概讳而不见；关乎于此的民间口头流布，又自语焉不详，莫衷一是。因此对我们而言，诸如此类的历史真相，是“惟恍惟惚”，难闻其详的。历史上发生的个别地域界限、山林归属等事件，随着时过境迁，渐渐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模糊了人们的记忆，不会有人记起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件事。可想而知，此前发生在历朝历代相关纷争的任何事件，都会渐渐地掩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真相永远不为世人所知。
在笔者看来，上面所引的“近秉宪者，洞其状，习俗亦渐革除”，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教化导向作用。所谓“秉宪者”，就是执掌法令的人，要了解、洞察地方的实际情况，那么，蛮风陋习就会渐渐地革除。因为古代的县令是一个县的政策制定者和施行者，是一个县政风民风的引路人，其人之思想、品德、才能以及相关的业务素养，对其所辖属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的启蒙、化育，将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促进或消解的作用。
镇平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血雨腥风。农耕时代，民间乡土社会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民众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百姓之间颇为和睦相处。社会的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社会经济的变化这一大环境因素，是造就民风喜讼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底层社会的宗族与宗族，村庄与村庄，相处久了，不发生一些纠纷、不出现一些争吵，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宗族与宗族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因为相邻紧密，往往有着耕地、山场、水源等利益之争，就连你的猪拱了我的菜园、我的牛吃了你的禾苗，这类涉及具体物质利益的小事，都会造成很深的矛盾纠纷；甚至还会有因为风水、祭祀之类的信仰问题，造成宗族之间、村庄之间的对立、怨怼乃至仇视。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纠纷，是考验宗族、村庄和官方管理者的智慧问题，是需要各个层面认真对待、严肃处理的问题。如土地纷争，就造成了邻里之间、主客户之间、族人之间、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以及僧道之间的矛盾，甚至于有时会出现械斗而导致流血事件；才有可能惊动官府。本来在县治范围内，由县官直接理事，无需曲里拐弯、多头请示，如果发生矛盾，县衙快速应变，处事坚决果断，往往能把苗头控制在萌芽状态。然而，由于官府的懒政，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官衙在权力上的傲慢、处事上的拖沓和厌倦事故处置的心态，就可以料想到事故反复出现的频率之高，而且非如此而不能给官府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反观所谓“喜讼”，看似微词，实乃攻讦。我们禁不住要问：双方有矛盾，有争斗，难道能由本身负责调解处理吗？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问题，不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吗？官方懒于政事，遇事悬而不决，决而未果，累得老百姓跑断了腿，甚至沦为所谓“刁民”，这又怪得谁来？中国的老百姓，经过两千多年的伦理教化，绝大多数人普遍存有惧官心理。若非情不得已，谁愿意去滋生事端、搬弄唇舌呢？况且还难保不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结局呢。就拿打官司这件事来说，打官司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能力和手段。有些时候，人们或主动或被动，难免必须要动用法律的武器，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别人侵害。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是不想做，却不得不去做的。从社会风俗角度看喜讼，这是一种风俗的变迁；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是民众诉讼意识提高与新的价值选择的表现。这说明民众在法律社会生活中已不再是任由人欺凌的愚昧者。
诚如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他在审理诉讼案件，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要想使老百姓和睦相处，减少纷争，必须依靠教化。古人说的教化，重在社会教育，目的是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归于良善。封建社会在乡村实行宗族自治，依靠德高望重的乡绅制定的村规民约来处理矛盾。就民间社会来讲，对已发生的各类纠纷，人们主要不是诉诸衙门，而是通过道德、习惯、习俗、家族宗法等来解决争议。因此，基层社会的调控机制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古代的教化，重点是劝人向善的，这种教化如果深入人心，社会人人向善，大众心慕礼让，自然会减少社会争端，更不用说杀人放火之事了。教化引导社会大众去注重道德，这就会使大多数人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标准，自觉约束自己不做不合“礼”的事，人人克己，矛盾自然难以形成。如此一来，社会矛盾相应减少，诉讼案件会大幅下降。古代的士大夫做官后，一般都很重视教化，并希望通过教化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
镇平从“最喜讼”到无言及“讼”的变化，离不开上述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笔者还以为，各个时期在镇平主持县政的县令，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万山丛中的镇平，把镇平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歌于斯，哭于斯；以身作则，为所当为；治理一县，教化一方，影响和决定着镇平的政治生态，改变着镇平的社会习俗和人文环境，塑造着镇平一县的地方性格，他们在镇平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和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