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古代社会称其为“人生四大喜”。其中，又以“金榜题名时”最为难得。因其难得，从科举制度诞生开始，国人为此向往了整整1300年。翻开潘剑冰新著《科举1300年》，一种隐藏在“科举制度”背后的“悲欣交集”似梦还真，似远而近。
《科举1300年》从科举的发轫开始，一直讲到科举的成熟、巅峰、没落。书中用一章篇幅讲述明清以前的隋唐科举和宋辽金元科举，其后九章讲述明清两朝科举。作者在参阅诸多回忆录、日记、笔记、杂谈、文集、奏章、小说等史料的基础上，力图还原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化抽象为形象，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再现士人群体在科场和官场的人生命运。
提到科举，很多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来自《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疯癫，也可能是来自《聊斋志异》里蒲松龄对八股文的嘲讽。当然，更有可能是来自《孔乙己》里鲁迅对食古不化的科举秀才的悲怜。然而，不可否认，在千余年的光阴里，科举制度并非一开始就那么讨人厌。它曾襄助不计其数的士子走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路，使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科举的上升之路，就是中国读书人阶层跃迁之路。科举虽为选拔制度，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普及与教育发展。抛却偏激，回归理性，条分缕析，严谨而不失风趣，作者以当代人的问题意识重访历史，在科举废墟中打捞出照亮现实的精神火种，写来举重若轻，启人深思。
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到清朝时达到顶峰，由此盛极而衰，“中举”有多难，可谓“难于上青天”。终唐一朝，进士录取不足7000人，而参加人数超过50万人次，录取率约1.3％。清代科举共开了112科，诞生了 26848名进士，平均每科差不多中240名进士，也就是说，在清朝260年的历史中每年也就“诞生”百来个进士。这项制度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机制，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阅读《科举1300年》，不仅仅是在追溯一段消逝的历史，更是在寻找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原乡。
本着追求“比通俗更专业，比专业更通俗”的写作初衷，此书在解读科举制度的内容时，让亲身经历科举的历朝当事人现身说法，使得这部作品读起来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归纳总结标题时使用了大量流行词汇，比如“别拿秀才不当干部”“从秀才到举人的长征路”“我是举人我怕谁”“牛气冲天的进士”“状元是怎样炼成的”“翰林院的幸福生活”等。这些标题，时尚感拉满，特别符合现代读者的胃口。当讲述历史邂逅“嘻哈风”，自然也就别具风味了。
书中特别提及科举舞弊。晚唐诗人温庭筠竟然是“枪王”级别的人物。他曾在考官的严密监视下，神不知鬼不觉帮助八名考生完成答卷，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其他作弊手段还有：在22厘米的丝绸上写10万字，自创“人肉打印机”；买通书吏在监考官伞柄里藏小抄；更有甚者还将考题用信鸽传出考场，场外有人作答，完成后再将答案传回，各有绝招。当然，科举舞弊后果也常常是致命的。书中例举清代科场大案，牵扯人员多，被处决、流放、革职者众，影响深远。
“唯科举论”也在书中谈到。作者举了一个饱受“唯科举论”之苦的悲催典型：晚清名臣张荫桓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多才多艺，诗书画皆能，竟由于不是科举出身，而被当时舆论嘲笑为文盲。因此，“高龄科举”“科举移民”“屡败屡战”等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在中国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既是寒门希望的灯塔，又是个体苦难的渊薮；既推动文化整合，又催生精神异化。它是一部选拔人才的历史，也是一部读书人的血泪史。
状元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1300年科举制度史，状元屈指可数。科举虽然早已走到尽头，但它唯才是举、机会均等的内核却并未消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愿每个“赶考人”都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是《科举1300年》留给所有读者的终极思考。（胡胜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