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小号》是获得鲁迅文学奖作家葛水平创作的一部红色儿童小说，叙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小英雄崔振芳的成长历程。描写崔振芳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革命小战士，从“狗娃子”到司号班“小号手”，再到挺身而出向日军投掷麻尾弹而壮烈牺牲的英勇故事。
全书贯穿的主线是对日本侵略罪恶行径的谴责和声讨。当民族生存危机降临中华民族时，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选择坚决抵抗的道路，进而诞生崔振芳这样的少年英雄。
作者这样写崔振芳父亲的死：“毛利小队长在他跑开的一瞬间，把刀插在了他的脊背上。”崔振芳大喊一声“爸爸”，就要跑过去，被周围看热闹的人给拽住了胳膊。爸爸的尸体被抬回家时，“妈妈俯身望着夜以继日相伴的男人，她的手在他脸上一遍遍抚摩，想把心里生动的温存刻进他的骨头里。”男人被杀戮，作为妻子的她只能一遍遍地抚摩自己男人的身体，这也许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没有歇斯底里的嚎哭，在一片寂静的背后，是一种无以伦比的愤慨和仇恨。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葛水平有意减少了血腥与冷酷，一直在有节制地记述战争的残酷无情，尽可能避开描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场面。崔振芳亲眼目睹王联防营长只身炸火车的壮举，还有一营营长舍身救人的英勇壮举，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在他的内心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深受感染。
贯穿全书的那把黄铜小号，是葛水平精心设计的核心意象。它最初承载山村少年对音乐的本能向往，却在战争裹挟下被重塑为杀戮的兵器。当崔振芳“来不及吹响胜利的冲锋号”便阖目牺牲时，乐器与武器的双重身份在死亡瞬间发生剧烈碰撞。这种符号裂变隐喻着战争对文明的劫掠——本该奏响田园牧歌的黄铜管，最终浸染鲜血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尾声里小号重返纪念馆展柜，其物质形态的永恒固化，恰是对战争创伤不可磨灭的无声控诉。
崔振芳的觉醒轨迹颠覆英雄神话的预设性。他不是被口号感召的符号化战士，而是被血泪浇筑的“经验主义者”：目睹舅舅与父亲惨死日军枪下，切身之痛点燃抗争本能。葛水平刻意淡化意识形态灌输，让英雄回归人性本源——当崔振芳数着击毙第90个敌人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复仇快感，而是少年瞳孔中映现的深渊。这种基于生命体验的成长逻辑，使英雄形象剥离神性光辉，裸露出战争重压下脆弱却坚韧的人性质地。
小说最具独创性的是将残酷战场锚定于晋东南民俗肌理。中秋夜“捉月华”的意象在书中反复闪现，孩童追逐月光碎影的游戏，与硝烟弥漫的太行山形成魔幻交织。当崔振芳们在战壕里分食乡亲偷运的豆面月饼时，味觉记忆瞬间瓦解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作者以地域性文化符码构筑起精神防空洞，让甜腻的饼香、清冷的月华成为抵御战争暴力的温柔屏障。这种“在地性抵抗”，恰是对“人民战争”最富血肉的诠释。
《黄铜小号》的创作本身即是一场文化寻根。葛水平将20世纪80年代黄崖洞采风时埋下的种子，历经三十年发酵才破土成书。这种时间沉淀使她超越事件复述，直抵战争哲学的本质思考——书中反复咏叹的“我愿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与其说是英雄誓言，不如视为作者代历史受难者发出的和平祷词。当葛水平重返晋东南山野采集故事时，完成的不仅是对故乡记忆的救赎，更是对战争记忆的宗教式超度。
从文本创作方式上看，《黄铜小号》细节刻画非常出色，有鲜活度，且蕴含着浓郁的地域生活本色。作者的叙述语言，表达出丰富而强烈的自我体验。这种叙述把书面语、口头禅、方言俗话、个人思想等融为一体，充满了思想内涵和艺术张力。
优秀文学作品能够为青少年照亮前行的道路，给予他们成长力量与精神滋养。《黄铜小号》正是通过具体的成长故事，让红色基因从历史档案走入少年心灵，让爱国、担当成为可以传承的精神财富。葛水平用这部心血之作证明，真正的反战争文学从不在硝烟中高歌，而在灰烬里打捞不灭的人性星火。
（孙功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