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琼珍
那天，筷箸往来间，我跟先生说，不如我写写它们吧。是的，突然就想写，写它们的成长与蜕变，结合与碰撞，写我和它们的故事。
豆干
老家在离福建省仅两公里的边陲小镇，这独特的地理位置酝酿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广福豆干便是其中一味。
逢年过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是要做豆干的，这倒无稀奇处。平常人家制作豆干就是将豆腐花凝结后舀入木托盘里，用布包好，盖上木板压上大石块用以挤掉豆腐花里多余的水分，这样做出来的豆干比普通的豆腐更结实而有韧劲。而大部分时候，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三叔公便是专业做豆干的。三叔公有个大石磨，但我鲜见石磨在转，因为磨豆子的事是在凌晨做的。印象最深的便是寒冬的夜晚，老屋的大厅里，一个倒吊的塔形大竹篓下，叔公坐在炭火前，高大的稍微有些驼背的影子在墙上显得很大，竹篓伸展出来的部分，放着一片片被炭火熏得黄澄澄的豆干。孩童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凑上前去，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在炭火上面取取暖，其“司马昭之心”当然不言而喻。叔公不喜言辞，总是默默地将一些零碎的、不太规整的豆干掰了分给我们，孩子们也是懂事得很，分得一次便散了，再不敢靠近。当然也有不用畏畏缩缩讨要的时候，幼时跟阿婆一起睡，阿婆的卧室在大屋的木楼上面，婆孙俩上得床总是要聊会儿天，许是阿婆自己饿了，许是阿婆怕我饿了，有时阿婆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从床上起来，在抽屉里拿出她的手巾包，从里面有限的几张钱币里抽出一张角票递给我，让我去叔公那儿买一块豆干，婆孙俩呵着热气吃完，心满意足地上床，这一觉睡得特别安稳。
豆干最受寻常人家欢迎的其实还得是夏季农忙时节。在田地里忙得晚了，路过小店，买上两块豆干，切块放锅里煎两面金黄，拿苦瓜焖一焖，既有营养又消暑。犹记得十几年前我带着几个姐妹回家体验扎烟叶，中午堂妹端上一个大砂锅，开盖，入眼是金黄的豆干、碧绿的苦瓜，还有泛着油光的五花肉。大家一起开动，美味佳肴在筷子间颤巍巍乱抖，入口爽滑咸香。不知是干活累了还是堂妹厨艺的高超，总之大家像是被下达了总攻指令，砂锅成了无名高地，砂锅里的“敌军”转眼被消灭殆尽。
而在发小美姐的手里，豆干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的：小米辣切碎慢火爆香，放入切块的豆干，趁豆干还未升温时放进盐和生抽，在油锅里翻炒几下，放水慢煮，最后勾芡收汁。白玉般的豆干盛在盘中，油光透亮，夹一块入口，滑嫩的豆香味让舌尖得到贴心的抚慰，我时常到美姐家蹭饭，馋的就是这一口。
豆腐渣
在美食面前，人们的智慧总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老家做豆干时，豆浆过滤留在纱布包里的豆渣，被妈妈下到锅里，和着少许辣椒或蒜末，慢火炒，也是一道鲜香可口的下饭菜，舀一口放在嘴里，软糯鲜香；它们还被阿婆装在大盆里，待发酵成熟，便捏成一个个小龟形状，在晒不着太阳的屋檐下晾干后切片油煎，便可堂而皇之上餐桌，又可悄悄地进入孩子们的衣兜。
在我的老家，豆腐渣还有最大的用处就是做成“红菌”：豆腐渣被平实地压在扁平的竹制容器里，放上菌种，送入恒温的、常年带有菌环境的房间里，静静地待上几十个小时，待其上面长出红红的、细细密密、纤毫毕现的有益菌，这时候它们便可以走向墟场了。
很难想象，“红菌”的最佳搭档，竟然是豆干。它们曾各自进入不同的“修罗场”，然后以最美的形象出现，意外地重逢了：豆腐入油锅煎至金黄，此时“红菌”加入，它们在水的呵护下热烈拥抱，互诉衷肠。或者在此时，釜底下燃烧的，竟是它们曾经赖以生存的豆苗，这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画面便具象化了，这豆苗，献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成全它的娃娃们，让它们携手登上大雅之堂。这种相聚是令人惊艳的，豆腐的黄与白，“红菌”的褐与红，豆腐的咸香嫩滑与“红菌”带有发酵后的鲜美相互渗透，成就了这款菜品的独特神韵。这种独特的味道，像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去接受，然后才令人慢慢着迷，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