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海
导读：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1931年至1945年，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客都梅州这个素称“文化之乡”的斯文之地，同样涌现出许多铮铮铁骨、壮怀激烈的抗日英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有谢晋元、姚子青、黄梅兴等一批气壮山河的客家英烈。而在润物无声的文化战线，也有不少梅州籍的作家、诗人，诸如古直、黄药眠、任钧、蒲风、温流、杜埃、碧野、侯汝华、林英强等等，他们在国难当头，以笔为枪，投身抗战洪流。这其中，还有一位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李金发，他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小说与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在历史上鲜为人知，但是同样难能可贵。
李金发（1900-1976），广东梅县人，原名李权兴，又名李淑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写晦涩朦胧的“象征派诗”而蜚声文坛，被称为我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从而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一席之位。
1937年，时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的李金发，正准备大力推动“中西融合”的教学改革，因抗战军兴，学校被迫停办。1938年，李金发携妻梁智因和次子李猛省，在兵荒马乱中经过长途跋涉，逃难于越南，后又历尽艰难，从越南回到广东省的战时省会韶关。抗日民族战争的洪流，让李金发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酸，感受到人民生活的苦难，极大地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使他从思想意识到创作文风都发生了重要转变。他在抗战期间共写了三篇小说《异国情调》《飞剪号带来的英勇》和《一个少女的三部曲》（均收入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异国情调》一书）和一批抗日题材的诗歌。这个阶段他的创作有如下三方面特点：
一、掉头转向：从遁世走向现实主义的发展倾向
毋庸讳言，作为中国“象征派”诗歌代表人物的李金发，在抗战之前曾醉心于象征派艺术。他于1919年去法国学雕刻，取得博士学位，至1925年方才回国。法国是“象征派”的故乡。留学期间，李金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深受其影响。在留学以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他不满社会的黑暗，但一时又寻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因而感到孤独、空虚，于是便走到“纯艺术”里去寻求陶醉，即所谓“在此乌烟瘴气中，过我们的艺术的生命”。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导下，他这个时期的诗作朦胧恍惚，晦涩古怪，充满着抑郁悲凉乃至颓废伤感的色彩。除了写诗，他亦进行过小说创作的尝试。在他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先后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过一些小说，大都是反映留学生的生活，虽然有一点写实的手法，但作品中常引用大段外文，语言亦有欧化痕迹，不少内容都烙上了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印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金发走出了艺术院校的高楼深院，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这使他的思想与艺术观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此期间他在韶关创办了文艺刊物《文坛》并任主编。他在“发刊小言”中明确宣称其办刊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情绪”“有一日的力量，则尽一日的责任，尤其在抗战文艺史上，印下一点痕迹”。
李金发认识到，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象征派出风头的时代已经过去”，文艺应该反映现实，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针对梁实秋一伙鼓吹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李金发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文艺界一边，对此加以抨击。他指出“艺术对抗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功用的”“战士固然需要明确自己的使命的重大，爱国思想的浓厚，但我们也得以艺术鼓起其向前冲杀的勇气”。他批评粤剧“在此抗战最紧张的关头”“还在表演中状元、打情骂俏，无关社会需要的玩意儿，实在太不认识时代”；呼吁“有推进文化责任的人，应该为他们编剧，以抗战救国为中心思想”。他认识到“一切艺术，若不经过真、善、美的天平称过，是无价值的”。在这种进步艺术观的指导下，李金发从“象征派”的象牙宝塔中走出来，摆脱“纯艺术”的樊笼，把关注的目光转到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下层人民的身上，从而以崭新的姿态进行创作。这时期他写的诗歌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揭露、控诉日寇践踏我国神圣领土的罪行，热情歌颂爱国将士的英勇无畏和为民族抗战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等内容，朦胧晦涩的色彩大为减少。他在这时期创作的三篇小说，从题材看可分为两类，如《异国情调》与《飞剪号带来的英勇》，均通过侨胞的义举来表现他们的抗日热情，属华侨题材；《一个少女的三部曲》则取自李氏家乡的故事，叙说了农村山区的黑暗与落后，属乡土题材。可以说，这是他从最熟悉的且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生活中汲取素材的。
李金发的家乡广东梅县，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又是个山多田少的地方，历史上男人多出洋谋生，故有“华侨之乡”之称。李金发的父亲是毛里求斯的华侨，他深知家乡同胞为了生计而“过番”出洋的艰辛与不易。就他本人来说，在法国留学期间，他常为种族歧视和生活贫困而苦闷、愤怒，对华侨眷恋祖国的感情非常了解，便在小说中反映出来。如在《异国情调》中，出生于客家地区的男主人公俪棠和他的兄弟离开故土，下南洋谋生。在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俪棠兄弟受尽种族主义的歧视，尝遍被奴役的艰辛。
“三十年前，那里没有中国领事，没有任何政府代表，没有中国人的商会，一群乌合之众，任由他们白种人的统治，每六个月出一个苛例，来向华人身上想心事。一队队的华人为他们在荒山野岭去筑铁路，听说结果每完成一个枕木，即要死一个人。他们都是从穷远的神秘残酷的中国海，怀着为生存奋斗而来的中国青年，但成功回去的可稀少了。那里的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白人的巴士车、电影戏院，不许有色人种去坐……”这里，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歧视、压榨华侨的罪行，较为真切地反映了海外华侨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体现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
如果说《异国情调》等两篇华侨题材的小说，是作者从他所熟悉的华侨生活出发，真切地反映了海外华侨的思想感情，那么，在《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中，作者则是直接选取家乡一个悲惨故事，通过少女菊英由父母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控诉了封建旧礼俗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小说对于黑暗社会毫不掩饰的揭露与抨击，显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触及和认识程度，展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二、文风丕变：释放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李金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抗日民族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对曾经热心为他出版第一本诗集，而在抗战期间背叛民族、屈膝侍敌堕落为汉奸的周作人，痛加挞伐，指出这是“贻羞吾国文化人”，“倾西江之水，也洗不干净”，并谴责为汉奸行为辩护的人“如非丧心病狂，亦别有用心”。他还痛斥汪精卫“认贼作父”，是“利令智昏”，“枉食中国数十年的米谷”。值得注意的是，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诗风大变，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写下了《亡国是可怕的》《无依的灵魂》《人道的毁灭》《轻骑队的死》等不少诗篇，控诉了日寇的法西斯罪行，歌颂了抗日战士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比如，刊登在《抗战诗歌选》中的《亡国是可怕的》写道：“几万万有血肉、有性灵的赤子啊!/你们难道不觉得，/一种死的恐怖，灭亡的威胁，/笼罩着压制着我们？/没有一刻，我们能自由地呼吸，/没有一句话，能自由地宣说，/没有一天能愉快地度过，/好象我们是再不许在人间生存!/原来一个狠毒的恶魔，/正在吸收我们的血液，/无时不向我们张牙舞爪，/他吞食我们祖先遗留的福地，/屠杀走投无路的同胞，/驱使饥饿的兄弟做牛马……”其诗风一扫过去的悲观阴郁，而出现金戈铁马、高亢激越的声调，成为抗战时期诗风变化最大的诗人之一。
在译诗《苏俄之歌》中，李金发还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给予热烈歌颂，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关注和向往。为了坚定人们抗日的信心，力图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李金发在两篇华侨题材的小说中，均借华侨支持抗日的义举，表彰华侨的爱国事迹。在《飞剪号带来的英勇》中，通过已故同盟会会员廖铁夫之女、美洲华侨富商罗丝小姐回国抗日遭到汉奸绑架后脱险的故事，揭露汉奸卖国贼助纣为虐的劣迹。小说还借罗丝小姐的心理活动，来表达华侨支持抗日的爱国热情：“……她不想将青春牺牲在婚姻上，她脑子里充满着民族思想，自从中日战事爆发以后，她尽力捐助，但是她觉得不够出力，她觉得自己与祖国太隔膜，她总觉得自己尚有责任没有尽……她要看看自己的祖国，看看另一个苦斗的世界。”
同罗丝小姐相比，其在另一篇小说《异国情调》中的外国人霍森女士的抗日热情，就更令人感动了。李金发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尽管在历史上屡遭危难，但她从不会被异族同化，而只会“同化”他人。作为《异国情调》女主人公的霍森，原是一位美丽纯洁的英国姑娘，她摒弃种族的偏见，摆脱许多白种青年的纠缠，毅然与华侨俪棠结婚。十几年后，已是中年妇女的霍森女士，在丈夫的说服之下，随同丈夫回中国故乡——粤东客家的一个小山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她终于“入乡随俗”完全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并深深地爱上了这辽阔而又贫困的国土。晚年她回到非洲与她那经商的儿子协敦一块生活，仍念念不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身在海外的霍森女士，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无日不在挂念中国和客家农村的人民。她捐款资助中国抗日，“因为她太明了而且身受过中国人生活的惨状，再加以战争，那不是地狱的缩影吗？”为了切实支持抗日，她叫儿子回国去，“到家乡开办一个平民织布厂，以容纳流离失所的难民”，并“办一间小学校”。她觉得,“现在是该救国的时候了。一个人衣食丰足以后，多余的钱是无意义的”。
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有一段霍森女士动员儿子协敦回国抗日的动人描写：“在邮船将开的码头上，她拍着协敦的肩膊，流着泪在苍老的两颊。她呜咽地说：我不能再回去看中国，真是平生憾事，虽然我在那里度过了痛苦的岁月，但是中国太美了，她总有一日达到更文明的日子……你要娶一个美丽的客家女子回来，我才高兴，你不要忽视妈妈的心愿。”这段饱蘸作者激情的文字，把拳拳的赤子心和殷殷的爱国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来令人动情，催人下泪！显而易见，在罗丝小姐与霍森女士的身上，寄托了李金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还要指出的是，《异国情调》是有着李金发“自传体”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俪棠，以及美丽的英国姑娘后来被称为“番婆”的霍森女士，就有李金发与第二任妻子屐妲女士的影子。而故事发生的地方之一，便是李金发的故乡梅县梅南镇新塘墟。
三、家乡情愫：浓郁的客家乡土文化气息
如果说，李金发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的话，那么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浓郁的客家乡土文化气息。值得一提的是，李金发年轻时虽曾热衷写朦胧诗，但他对乡土文学也极为爱好，曾专门搜辑流传于故乡的山歌，并编辑成《岭东恋歌》出版。这是继黄遵宪之后，梅县又一个编辑客家情歌的著名诗人。小说《异国情调》所描写的客家地区的环境，就是直接取自故乡梅县的民情风俗。如梅县女人擅唱山歌、要下田种地，男人读书做“先生”或出门经商，以及迷信风水等风俗，字里行间隐现着淡淡的乡愁和浓郁的故国情思。
在《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中，小说揭示出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永远是山高皇帝远，风气永远是闭塞，他们恃以傲人的，是含辛茹苦自南洋赚来的辛苦钱——祖宗遗下的大屋”。李金发的家乡罗田径村，是一个临河靠山的小村落，这里交通阻滞，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如寡妇不可再嫁、不吃“两井水”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菊英，还是十六岁的芳龄，就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本村的一户劣绅陈兰甫做儿媳，她的丈夫是患第三期痨病的陈少康。不久，陈少康病逝了，留下年轻的菊英活守寡。从此，作为寡妇的菊英，遇到了更大的不幸。丈夫死后，家姑便把菊英看作不祥之物，周围的人也瞪着仇恨的眼，窒息的氛围简直使菊英透不过气来。她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因此而引起大祸。“好事之徒，硬推测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跑的，一定是以娘家为窝藏的地方，于是一呼百应，不期而集的男男女女二三十人，当然自认为有打手或毒辣的资格的，才敢参加，有些女人，暗地里带着做布鞋用的铁锥子，俗名叫九龙钻，那是对付女敌手最好的武器……”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没有一个娘家的父老，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像牲畜似的拴在房子里的石窗上”，首先由家翁陈兰甫下手，用“一只钉了好几颗铁钉子的土布鞋，像棉衣棒似的往菊英脑袋上打，几乎头发都一束束给拉下来，鲜血从太阳穴流到下巴”。接着，一群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一鞭一鞭地往背脊上和大腿上抽打。有的打破奶子的皮肤，血痕像排列着斑马的花纹……”在这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习俗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有些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以摧残弱者为乐。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无限同情。
“乡土文学”的特色还表现在语言方面。李金发早期小说创作语言较为欧化，从抗战时期的三篇小说看，已有明显改变。在《异国情调》等作品中，作者有意识较多运用方言俗语，以加强客家文化色彩。在人物语言上，注重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中的媒人王冉婆，她在撮合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婚姻时，鼓其如簧之舌说：“何堂是一个大丈夫，有钱娶老婆，还在乎一二十块吗？至于你（指女的）还这样年轻，价值也不是值一二十元的问题，现在听我说，各人让一步，二百六十元成交罢！”又如“老公死了老公在，三叉路上一大堆。……你怕找不到一个好人家吗？”还有诸如“人嫌鬼恼”“一把皮缠把骨”等这些带有客家泥土气息的语言，使人读来如见其人，惟妙惟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金发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到格调倾向，都与他早期的创作大不一样。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这一时期小说与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当然，李金发在本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作者政治视野的局限，他对抗战路线和动力的认识都存在着差距。在创作中只看到汉奸的卖国罪行，而看不到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使他的作品在思想深度的开掘上存在欠缺。在艺术上，语言运用与艺术技巧上与同时期的优秀作家相比，是较为逊色的。小说的情节结构也较松散，有散文化倾向；在表现手法上，出场人物常常过多，往往是召之而来，挥之而去；此外虽然他在语言方面较之以往有明显进步，但总的看来还有不少生僻的字眼，时有句法不通的现象。这也许是告别“象征派”诗歌创作时难免要留下的“尾巴”。
应该说，诗人李金发在抗战时期的小说与诗歌创作，是他创作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一页，它透露了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又是与民族觉悟和民族斗争不断高涨的时代紧密相关，标志着李金发在抗战时期，已经告别了以往“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走向了现实主义，跨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情系桑梓的家国情怀，是他在抗战时期小说与诗歌创作的闪光之处。
（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政协原委员、广东省情专家库专家、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