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宪
许久没有提笔写点东西了，七一前夕，看到92岁的老艺术家游本昌入党的报道，我突然有了写写我父亲的冲动。
我的父亲侯沁光（1929-2011），梅江区西郊十甲尾明经进士（友于堂）侯屋人。他毕业于广东省立岭东商业职业学校（俗称“省商”），先后在岭梅财经技术学校、岭梅中学、学艺中学、联合中学和乐育中学任教，直至退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父亲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单位领导给他做工作，建议他加入民主党派，父亲一口拒绝：不！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历史给他开了个玩笑，直到生命终结，他的愿望仍未实现。可当他看到自己的子女一个个入了党，激动之余，竟然提议：“我家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
（一）
父亲是一位勤勤恳恳、以一根粉笔点燃学生知识光芒的教书匠，一生获奖无数，当过优秀教育工作者，评过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少先队总辅导员，出席过汕头专区群英会。
“二伯”这个称谓是学生对他的尊称。
据说20世纪50年代，父亲上台演出，扮演的“二伯”角色活灵活现，于是学生就在背地里叫他“二伯”，后来发展到当面也叫他“二伯”，他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眯眯地答应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一直叫了20多年。直到“文革”期间，他任教的学艺中学被撤销，父亲转而分配到联合中学，新的环境才慢慢让人忘却了他还有这个雅号。但直到现在，走在大街上，只要有人问我：“你是二伯的女儿吗？”我就知道，他（她）一定是我爸的学生。
（二）
父亲酷爱学习，天资聪明，打得一手好算盘。据老辈讲，未满十岁，他就敢跑去药店与伙计叫板比赛打算盘。只见他双手同时拨动算盘珠，左右并举结果居然分毫不差，博得众人一阵掌声叫好，药店伙计只好甘拜下风。
父亲是中专生，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他这张文凭在当时算得上半个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那时财会人员奇缺，他白天在岭梅财经技术学校教簿计（会计），晚上则到夜校识字班义务扫盲。三尺讲台是他终身的舞台，一根粉笔勾画的是学生的未来。他不断地充电提升自己，利用业余时间进修，拿到了华师大的函授本科毕业证书。
1956年，学校改称岭梅中学，成为普通初级中学，父亲也改教数学。他敬畏这个职业，深信：自己没有一瓢水，怎能给学生一杯水？因此，他备课改卷毫不含糊，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抽象的几何、代数、三角被他层层剥茧，竟像是进入数学殿堂探宝，所以学生爱听他的课，课堂上经常听得到他妙语连珠，让学生会心大笑。课后，他的办公桌前总是挤满了求教的学生，他也总是耐心地帮他们解答，诲人不倦。
六十岁退休后，市教育局聘请他为成人中专上课，他满口应承。于是，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和晚上，他都蹬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在各中专、成人大学的校园里。他的学生对我说，他们喜欢听侯师的课，但不喜欢他监考，因为他的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用他的话说：要学，就要真学。直到七十周岁，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才很不情愿地退了下来。
父亲热爱教师这个岗位，对学生倾注了所有心血。20世纪60年代初，缅甸、印尼排华，有位学生被父母送回祖国，寄宿在姑姑家。父亲生怕他缺少父爱，对他特别关心。后来这位学生毕业几十年了，依然忘不了师恩，与我们一家的关系比亲戚还亲，还教他的子女叫我姑姑。
从教几十年，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担任班主任，每接一个班，他都要把学生的家庭情况摸个透，给每个学生把脉，因材施教。每个学期，所有学生的家庭，他都要家访2至3遍，许多家长成了他的好朋友。放学后，他常常提上包，走在大街小巷、乡间小道。联合中学地处城乡接合部，不少学生来自农村，于是，明阳、桃西、玉西、玉水等村常留下他的足迹。哪位学生有“想法”了，他便与之促膝谈心，亦师亦友；哪位学生家中有困难了，他尽力帮助。许多学生在心里都认他为“大哥”。父亲带他们春游、秋游、野炊、做科学实验，每到星期天，我们家就像俱乐部一般挤满了学生，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每到毕业季，父亲总能收到一摞学生照片，照片后面的一句句留言感人至深；春节期间，贺年片更像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拆看贺年片，是父亲最高兴的一件事。
（三）
父亲做人本分，做事低调。有一年，我无意中在父亲的一本旧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捐赠书，原来是父亲1959年捐出一个月62元工资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收到的。那时，我们全家老小的生活开销基本上靠父亲的工资，还时不时要接济外公外婆，每个学期开学，两块六的学费我都要恳请老师待我父亲13日发了工资再交。我真不知道，1959年的那个月，我们全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给他涨工资，他却主动让给了其他更艰苦的同事。
1980年底，教育局抽调他筹建江南中学，在此期间，梅州市政府（县级市）有意向在江南中学的基础上重建学艺中学，父亲与同事一起，奔走于省市之间。1982年1月，学艺中学复办请求得予批准，父亲欣喜若狂。他夜以继日，跑工地，核算工价，查看施工进度和质量，一丝不苟，寸量铢称，气得工程队长都想拍桌子。
后来，组织为了照顾他，把他调到离家较近的乐育中学当总务主任。从此，他教学、行政双肩挑。学校考虑他站了一辈子讲台，要把高级教师的职称名额给他，他婉言拒绝了，说：“留给其他教学一线的老师吧。”直到退休，他一直拿着月薪70元的工资。
（四）
父亲嗜书如命，每月的零花钱除了理发，几乎都用来买书了。去世后他留下的除了满满两大书橱的数学教科书外，还有不少科普丛书和中外小说。当年为了买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他好几个周末早早起床去新华书店排队。我上学后，他送我一本《算得快》，希望我像他一样喜欢数学。受他影响，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看小说了，啃的第一本大部头叫《朝阳花》，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他鼓励我动笔，于是，我给远在佛山的外公写了一封信，不会写的字标上拼音，还在信中说：“这是用我的脑袋写的。”
父亲兴趣广泛。1961-1962年，针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父亲受命组织了学艺中学备战工作文艺宣传队。他虽然五音不全，却扬长避短，要么在小剧中扮演反派，要么穿上灰大褂，手摇纸扇，与他的老搭档彭光华老师讲相声、说“三句半”，生动的表演常常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我经常放学后就去看哥哥姐姐们排练，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宣传队进工厂、下农村演出，至今我还会唱宣传队演唱的备战歌曲《说打就打》《咱们军民要合作》。受父亲这方面的影响，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乃至参加工作之初，我都是学校或单位的文艺宣传队队员。
父亲还是当时梅县华侨戏院、人民电影院的特约戏剧评论员和特约电影评论员，每逢有剧团演出或有新影片上映，他总能收到2张柱子后面被遮挡了视线的赠票，看完后要参加座谈会或写影评。电影院还会送他新影片的宣传画，我和妹妹总是争着一睹为快，许多剧情和演员就是通过宣传画知道的。
父亲欣纳新生事物。改革开放后，他学外语，学电脑，学跳舞，学书法，虽说没一样精通，但他热情不减。
（五）
在家里，父亲是一位慈父，我们敢大胆发表个人意见，敢和他开玩笑，母亲却经常怪他“没大没小”。亲戚朋友却很羡慕我们家的民主气氛。从小到大，我们姐弟没吃过他一巴掌，犯错了，他总是通过讲道理教导说服我们；取得成绩了，他便由衷赞赏和鼓励。去汕头开群英会时，他给我买了一双红皮鞋和一把花雨伞；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他送我一只上发条的玩具机械青蛙，我高兴得在幼儿园小朋友面前得意地炫耀了一番。他总是制造着各种惊喜，表达着他的父爱。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有次因为出黑板报忘了回家，父亲在学校打了一钵饭、一份红苋菜，将碗扣在上面，用手帕系好，当他顶着烈日把饭菜送到学校时，看着他汗如雨下，满脸通红，我的眼睛湿润了，那顿饭我是就着泪水咽下去的。那一刻，我开始读懂了父亲深沉的爱。
我10岁那年，广东省举办全省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因时间紧迫，来不及选拔，县教育局与学校商量，指派我与另4个从汕头、潮州、潮安、大埔选拔出来的学生代表汕头专区去参赛。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坐上长途车，由班主任护送到汕头，第二天随队到广州。可能是运气好，也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100多名选手中，年龄最小的我居然捧了个一等奖回来，学校组织老师同学和爸爸妈妈到车站接我。第二天，细心的父亲买了两斤水果糖让我送给老师同学（其实，我在广州买了两包水泡饼，只是路上贪吃，到家已所剩无几）。这比赛结果居然轰动了整个小县城，梅县的对外刊物《梅县侨声》还专门作了报道。县教育局为普通话的推广，举办了全县的普通话比赛，随后组织优胜者与我一起到梅城各小学演讲。对此，父亲担心我飘飘然，不断给我忠告：“戒骄戒躁！”
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到大，我都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参加工作以后，我入党转干，被评为省劳动模范，走上领导岗位。学习、工作上，我是父亲的骄傲，但在他眼里我始终是个孩子。每次回家，他都要我汇报思想，谈谈工作，分享我的酸甜苦辣，有时还嗔怪一下母亲：“不放下家务过来听听？”
父亲一辈子闲不住，本以为70岁以后，他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了，可他却告诉我们：“我又找到新的工作了！”原来他加入了慈善组织，成了“爱的使者”，还把母亲也“忽悠”了进去。从此夫妻两人出双入对，关注弱势群体，带着义工们，远至揭阳，近到梅江区的乡村城区，访贫问苦、关心特困家庭、帮助残疾人士、资助困难家庭子女上学、出资修桥铺路……汶川地震后，他捐献积蓄，市红十字会还专门回赠了一块匾感谢他。他逝世后，梅县荷泗等镇的村干部都赶来送他一程。
9月3日，恰是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当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提倡新式婚礼，父母与另外两对教师夫妇在校园里举行了集体婚礼，300多名师生和亲属朋友参加了他们的结婚仪式。父母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结婚50周年那天，我们姐弟在深圳专门为他们拍了一组金婚照，记录他们幸福的婚姻，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父亲不是完人，做人清高，爱面子，有事不太愿意麻烦人，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脾气，但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个好父亲、可亲可敬可爱的“二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