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华丽如锦缎，却未道尽其中辛酸。马伯庸以九万言的《长安的荔枝》，将那鲜红荔枝背后被历史尘封的代价与荒诞，细细镌刻于纸页之上。
大唐天宝年间，九品小官李善德于长安郊外购得一处宅院，“还贷”的压力尚在心头，却被同僚诱骗接下“荔枝使”的烫手差事：从五千里外的岭南为杨贵妃生辰运送鲜荔枝。世人只见“某某使”是捞油水的肥差，却不见圣旨上一个“鲜”字，已将李善德推至绝境——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岭南至长安，纵使八百里加急亦难企及。
绝境中，李善德策马南下岭南，以算学为刃，切割着不可能。他考察地形，计算行程，研究荔枝习性，在保鲜与速度间进行精密的生死运算。然而当他耗尽心力携方案返京，成果却遭窃取——官场如棋局，九品微官不过一枚任人拨弄的棋子。
最终，依李善德之法，二十骑从岭南出发，经险山恶水、驿站凋敝，一路人仰马翻，抵长安时仅剩一骑，两坛荔枝。贵妃一笑倾城，然这一笑代价几何？三十亩果园两年尽毁，二十年树龄的荔枝树斧斤相加；多少骑手涉险，多少马匹横死，多少江船桨橹折断？苛政猛于虎，这所有“取之于民”的代价，只为“用之于上”。在等级森严的丛林法则中，人命轻如蝼蚁，尊严薄如蝉翼。
李善德原初的世界观如许多“小镇做题家”般朴素：大唐盛世煌煌，个人勤勉终有回报。荔枝使的炼狱之旅彻底粉碎了他的幻想——他惊觉盛世华袍下虱虫横行。从圣人贵妃、杨国忠高力士、何履光之流到林邑奴这样的“会讲话的贱兽”，层层倾轧，予取予求。官僚体系效率全系于权力位置：任务下达时，各部门如击马球般推诿塞责；纵使命悬一线，众人也只求自保，无人真心为事。更触目惊心的是，“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景仅属长安，广袤乡野则是“忧心烈烈，载饥载渴”的底色——这“盛世”原来奠基在万千黎庶的血泪之上。
李善德亦顿悟“奋斗无用”的残酷。个人才智与勤勉在权力巨兽面前不堪一击：若无杨国忠的银牌开路，高力士的“一指”庇护，他所有殚精竭虑的演算与奔波，终将如胡商苏谅所愿投的“前程”般化为泡影。当他九死一生将荔枝送达，这“功绩”早已被收归为圣人为贵妃所做的恩惠，与他无干。
正因如此，当李善德最终在杨国忠面前拍案而起，痛斥“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真相时，这已不仅仅是愤怒的宣泄，更是“三观”崩塌后以命相搏的价值重建。他用抗争为自我赋义，哪怕代价是前程尽毁，被贬岭南。
然而命运并未止步于此。当安史之乱的惊雷传来，长安沦陷，圣人仓皇西逃的消息如冰水浇头，李善德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二次坍塌。愤怒的对象（皇帝与朝廷）骤然消失，曾经的抗争顿失支点；皇帝自身也落得仓惶凄凉结局……李善德僵立原地，继而默默吞下三十余枚荔枝，仿佛要将这虚妄人世的所有滋味囫囵咽下。
马伯庸借一粒荔枝的千里奔波，剥开了盛唐金粉下的肌理，森严的等级、僵化的官僚、民生的凋敝、个体的无力。李善德从盲信到幻灭再到虚无的三观崩塌历程，是无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小人物的精神写照。
然此书不止于虚无的悲鸣。李善德被贬岭南后，与家人躬耕于阿僮的荔枝园，未尝不是一种超越。长安城里专供圣眷的稀罕物，于此可恣意享用；官场的尔虞我诈，终被田园的宁静与人伦温情取代。当繁华成空，喧嚣散尽，唯有土地与亲情的温度真实可触。
红尘一骑绝尘去，剥落盛世的浮华金粉，照见权力逻辑下民生之多艰。那小小荔枝折射的，不仅是李善德的幻灭与重生，还是历史长河中个体价值在体制重压下的永恒追问与坚韧寻求——当宏大叙事崩塌，回归土地与至亲的朴素生活，何尝不是一种清醒而珍贵的幸存？
（黄育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