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亮剑》到《八佰》，抗日战争的记忆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影视剧中。历史告诉我们，早在那个激荡的年代，就有着一批电影人，经历了“从无声到抗战的呐喊”，用自己的演绎参与抗战，这正是《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所要挖掘的。
这部作品由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的两位学者秦翼、张丹联袂完成，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入考察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探讨战争对中国电影产业及电影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抗战之前的中国电影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从无声到有声，从引入外国情节到讲述中国故事，从娱乐欢笑到救亡图存。中国的电影行业在其现代化的同时，更深层次地实现着这一行业的社会功能。现实的压力让中国的行业在“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背景下迅速进化，用作者的表述，便是“跳过了众多迂回曲折的艺术伦理探索，迅速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完成了大幅度的跨越”。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部分剧组跟随国民政府一路内迁。这一时期，产生了“大后方电影观念”，力图“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在最高不过66元的月薪下，电影放映队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坚持履行职责，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据说有伤兵看电影后不顾自身条件，坚决要求立即返回战场。另有一些描绘后方安宁美好的影片，是播放给前线偶得空闲的士兵们看的。这既是定心丸，又是兴奋剂——告知士兵，他们为何而战。
抗战影片的拍摄与放映，得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支持。著名的埃德加·斯诺，以《西行漫记》揭示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实面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约翰·马吉、美国青年摄影师哈利·邓汉姆、知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都曾用手中的相机和胶卷，记录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的抵抗，为中国的抗战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人民文艺”的概念也在陕北的窑洞中诞生，并逐渐趋于成熟。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艺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现实，要经得起“政治与艺术”两个标准的批评，摒弃“要艺术不要现实”的观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陕北根据地制作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一反映南泥湾军事垦荒的作品，既富有激情，又讲述现实，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人民文艺观念，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学习。
作者关注了身处敌后，被敌人包围，后又被占领的“孤岛”——上海和香港。孤岛中的电影人，面临着苦涩的选择。一方面，在失去了国家的财政补助和大量的受众群体以后，如何维持剧团的基本商业运作成了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监视、审查、恐吓与威胁，让电影创作举步维艰。他们只能在苦闷与挣扎之中，把自己的爱国情感，把对敌人的讽刺与仇恨藏得深一点，再深一点，然后通过电影的影射表达，向“孤岛”内的人们大声呼吁，让他们看清“孤岛”内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
作者指出，“伪满”地区的宣传影片，技术水平是高超的。然而，这样的影片征服不了观众的内心，因为它们表现出了一种侵略者对于猎物的凝视，是帝国主义式的“大陆”幻想与殖民主义式的扩张心态。日寇口口声声宣扬要将英美殖民者赶出亚洲，但他们自己却更像是凶残的野兽。正因如此，“镜头如同侵略者的欲望视野，掠过的影像正是他们掠夺的成果。”
电影行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是足够以小见大的，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的透镜审视的。其中有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着虚与委蛇的假装妥协；有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者用一本书囊括了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史，他们书写的并不只是电影，而是在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一个民族的抉择，一群人不屈的脊梁。镜头定格了历史，胶片铭刻了抗争，在战火之中，艺术得到了坚守，而民族已然觉醒。（赵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