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
【人物简介】
杨培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1938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活跃在抗日宣传、办报等新闻工作中。先后任重庆《战时青年》编辑、湖北《新湖北日报》副刊通讯室主任、重庆《商务日报》采访部主任、上海《文汇报》经济版主编，1948年在香港创办《文汇报》，任发行人、经理。周恩来曾对他在重庆《商务日报》的工作做出高度评价，称其“一支笔不亚于一个旅”。1949年，在董必武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的业务秘书，协助建立银行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由经济新闻工作者转型为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
1978年起，时值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积极调研，参与政策研究，在银行体制改革、货币政策，甚至国营企业的改革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开始出书，出版的著作有二十余部；发表大量文章，主要围绕怎样抑制通货膨胀，并推进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其中，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给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杨培新获颁2014年度中国金融科学终身成就奖。
少年好学 立志救国救民
杨培新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过世，家里靠母亲辛劳工作维持。虽然客家人注重男孩子的教育，但由于家庭贫困，杨培新在叔叔的资助下才能上学。在百侯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在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并深为邹韬奋不计个人得失、天下为公的精神所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外有日本侵略，内有军阀割据，人民生活非常艰难，少年杨培新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理想。
杨培新读中学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38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16岁。他被党调任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组织部长，然后参加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抗敌宣传队第三队任书记。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把矛头指向武汉。杨培新和同志们在党的指挥下，一年里经历了重重危机，不仅要躲避日寇的轰炸，还要防备土匪、小偷的骚扰；缺食缺衣还算小事，更要提防国民党随时倒戈。最后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前，机智地逃开了敌人的追捕，辗转到达了重庆。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让这些年轻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
随着国民党的不断排共反共，他到重庆南方局青委机关《战时青年》社任编辑。1941年皖南事变后，疏散到湖北恩施，潜伏在《新湖北日报》任副刊编辑。
以笔为枪
反对官僚资本
杨培新在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先后在重庆《战时青年》社任编辑、湖北的《新湖北日报》副刊通讯室主任；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部主任，上海《文汇报》经济版主编；1948年在香港创办《文汇报》，任发行人、经理。
如果说，前两个职位是杨培新在新闻界奠定基础的时期，那么，后来的三次办报经历，就完全可以说是以笔作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武器。1943年杨培新回重庆，在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安排下，潜伏进重庆《商务日报》，先当记者，后任采访部主任，并负责联系编辑部和言论部。据周恩来分析，资产阶级开始分裂，中国四大家族垄断国民经济命脉，压迫和掠夺民族资产阶级；指示该报集中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和挣扎。在董必武“在商言商”的指导方针下，不转左派的言论，也不转右派的言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经济上充分揭露。矛头指向四大家族，鼓励民族资本起来抗争，进行统战工作。
杨培新那时才刚刚20岁出头，就担此重任，他和同志们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把一个臭名昭著的报纸，变成商界的权威报纸。不仅在组织上夺取了报社的控制权，还使他成为当地的“名记”，得以访问许多名人，并结交到很多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这段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比任何《潜伏》类的电视剧情节都要精彩。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年周恩来对重庆《商务日报》工作的评价，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一个旅。
根据杨培新的文章《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的记述，有一个惊险的片段。当时因为《商务日报》揭露了很多国民党要员欺压工商界的情形，如低价收购物资，克扣运费，借统治经济大肆贪污等，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有很多工商界人士来找他们吐苦水，甚至请愿让《商务日报》包打官司。有一个记者接触到了土布工厂被国民党的军需署克扣工缴的事。事情揭露后引起了军需署的震怒，说《商务日报》造谣惑众，破坏军需生产，要彻查肇事人员，当众道歉，并撤销社长，重组《商务日报》。在这个生死关头，杨培新经过向上级的汇报，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策，就是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媒体，在军需署开会的那一天，刊登同样的新闻，比《商务日报》揭露得更深更多。结果，军需署见众怒难犯，对《商务日报》也就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商务日报》在新闻界的影响力。当然，经过这个教训，报社决定让杨培新把关所有有关经济的文章，根据党的策略，掌握分寸，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945年3月29日，在重庆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黄金案”。在政府宣布黄金由每两2万元调升到3万5千元的头一天，重庆、昆明等地多卖了一万多两黄金——这明显是内部消息泄露所为，是重大案件，引起社会多方喊打。杨培新采访了财政部代理部长余鸿钧，得到了大额黄金交易的数字，在发表时，矛头指向宋子文。杨培新所写的“黄金案庭审记”，被乔冠华看到，拍案叫绝，以为是哪个老记者写的。知道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写的，就通过余鸿钧的秘书黄祖耀（黄苗子）认识了杨培新。乔冠华对这个年轻人很欣赏，多次指点杨培新的文章，又要他把所写的文章集结成册，亲自交给生活出版社的胡绳，用耕耘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就是《中国经济动向》一书。
抗战胜利后，杨培新调任上海《文汇报》，继续用笔为党工作，与宦乡结识并建立牢固的友谊。在上海《文汇报》被封之后，到香港创立了香港《文汇报》，任发行人，直到1949年回国参加经济建设。
在乔冠华的鼓励下，杨培新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经济新闻读法》《新货币论》和《中国通货膨胀论》。在香港出版的书有《CC豪门资本解剖》《T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等。《新货币论》在解放区大量印发，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也就是这本书，使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了解了他，1949年在董必武的推荐下，杨培新成为南汉宸的秘书。从一名经济新闻工作者，转型为一名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
坚持信念
一生坚持对抗通货膨胀
1949年，经历了连年战争的中国，面临着的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杨培新对于旧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和造成的恶果，有着亲身的体验。恶性通货膨胀致使民不聊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垮台。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杨培新1949年从香港回国后，担任行长南汉宸的业务秘书，直接参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立银行制度，抑制通货膨胀，要统一全国的货币，稳定市场。在人民银行成立的当天，人民币开始发行。当时的人民政府强制取消硬通货的投机，收兑其他各种纸币，在短期内成为全国唯一流通的货币。
此时，更加严峻的考验是物价的迅速上涨。从1949年1月起，物价开始了四次剧烈的上涨。到了年底，物价上涨了75倍，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迅速控制恶性通货膨胀是第一要务。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临危受命，1949年5月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开始了建国初期在财经领域的战役。杨培新直接参与了这一战役。
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人民币超额发行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财政收支不平衡，公粮等税收掌握在地方财政手中，而军费和行政及救济开支等却要中央财政负担，造成大量的赤字，只有发行货币来弥补。当时我党决定集中在对内和对外两条战线上开始行动，以期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稳定物价。
在投机活动最集中的上海，当时有名的“三大战役”是1949年6月的“银元大战”、10月的“棉纱大战”，以及1950年春节的“米粮大战”，三战全胜，使投机资本老底尽失，投机活动基本遏止。对内则逐渐铲平了各个山头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实现了税务全国统一收支，人民币全国统一发行，重要物资全国统购统销。这样，中央财政实力大增，加之战争结束，军费开支减少，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物价逐渐稳定。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这段金融史上的传奇，让西方经济学家感到惊奇，他们无法理解新中国政府如何能够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因为按照货币主义的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然带来经济衰退。新中国政府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内有连年战争带来的破坏，外有各经济大国的封锁，能在短时间控制住通货膨胀，不仅没有损害经济和就业，而且带来了以后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谜。
1978年，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时年杨培新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为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下，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直到退休。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二十余种，还有大量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怎样制止通货膨胀，并推进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
由于中国多年的计划体制造成了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企业效率低下，整个经济机制改革非常复杂。杨培新坚持要财政、金融和物价一起逐步调整，反对用苏联那样的“休克疗法”，即所谓的“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让市场经历震荡，一步到位。他认为那样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分化，苏联的经验证明了这种疗法的失败。杨培新的通货膨胀理论，不仅包含了货币发行量，还把物价扭曲过程中的价格震荡包括进去。杨培新认为，“宏观调控应当深化，吸收我国历年制止通货膨胀中总结出来卓著成效的‘三平’理论，即财政、信贷、物资供求三者必须综合平衡的理论。制止通货膨胀，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但这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狠抓财政体制变革。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对银行信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财政信贷必须综合平衡，财政要为银行信贷平衡，避免被迫多发票子，预留余地。”
别名“杨承包”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一时期，杨培新为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所做的调研和政策建议非常多。有趣的是，现在提到杨培新，首先提到是“杨承包”这个别名，这是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范围，并不是在金融领域和货币政策领域。2009年，三联《竞争力》杂志社联合东方微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改革开放30年八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杨培新因他对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建议位列其中。文章这样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遭遇空前阻力之际，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深得政府赏识。他的改革思路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改革首先在不少地方试行，效果上佳，并在之后与‘利改税’的改革比武中依旧显示出强大活力。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人称‘杨承包’。”
国有企业承包制在首都钢铁公司首先试点后，1987年向全国开展，差不多90%的国有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到1992年，承包制逐步被股份制代替，进入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里程。
本文不评价承包制的功过，因为时间会检验一切。这里要探索的是杨培新提出承包制背后的理念。第一，坚持公有制。由于亲身经历过旧社会官僚资本和金融寡头肆意掠夺社会财富，他深知资本的贪婪，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坚持不能搞产权私有制。第二，坚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实体生产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基础。没有物资，就没有货币，所以他从金融走进实业。他也洞悉人性，深知如果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就会出现无人负责的状况，导致效率低下，这在东、西方各种经济制度中的国有企业的结果都差不多。其实在股份制企业中，如果股权过分分散，企业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时，也会导致一样的后果。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实质内容是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到契约关系，实行“权——责——利”的对等，建立严格的问责制。让企业可以按照所定的合约，根据市场信息，自己决定经营和生产，后果自负。这里的关键是契约和订立契约的根据，需要有大致平等的外部环境，和决定经营所需要的信息。任何一块的短板，都会导致承包制的执行困局，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因为多年的计划经济留下的弊病非一个政策所能解决。尽管如此困难的局面，企业承包制在几年中还是取得很大的成果，使大部分企业发挥了活力，利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触角敏锐
推动经济正常运行
杨培新不愧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用他从新闻生涯中锻炼出的触角，从实践中发现关键问题，又能非常有创意地提出精确的建议。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从现在往回看都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他从调研承包制的过程中，发现各级决策者，由于缺乏完整和实时的信息，对社会需求没有正确的了解，常常作出滞后和错误的决策，造成投资重复和低效益，产生极大的浪费。中国信息的不透明和不系统，妨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周期性的投资膨胀，信贷超发，和收缩调控时急刹车式的震荡。经济运行需要新的调控机制。
因此，杨培新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宏观经济信息网，各专业银行则分片掌握资金动态、市场动态、投资动态，以及外贸、外汇、外资动态，国际市场动态等，随时提供全面的和实时的参考体系，让各级决策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产供的量和度作出决断，灵活调整。他强调，“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命令”；用信息作为那“看得见的手”来指导经济行为。杨培新认为从行政调节到市场调节，建立信息库是根本之路，而银行多年累积的产业状况和贷款审查的经验，可以建立起这么一个信息系统。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建议，希望这个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想法，在互联网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代，能够早日实现。
杨培新与张五常在1988年合著了《解决中国金融财政困难的十个建议》，显示杨培新不仅仅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非常积极推进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两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十条建议虽然是30多年前提出来的，有些已经部分实现，如取消外汇券，有些正在进行中，如容许私营和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参与竞争。有些是在目前想实行却无力实行的，比如约束及稳定货币的增长率以及将银行利率提升至自由市场利率的水平；还有的是已经过去的，比如对承包制的深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1982级中国金融专业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