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张
我写这本山歌书，回想起来，完全出于偶然。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正准备写点东西，山歌大师余耀南同志找了来，说他几十年里在民间收集的山歌资料，希望整理出版，贡献于社会，要我帮他编辑个集子。老朋友这么看得起，又不是什么难事，便一口应承了。说干就干，搁下原先的创作计划，捧起了山歌资料。这是1991年元宵后的事情。接触了一些山歌资料之后，总觉得单是汇编山歌，分量还不够，应该再有几篇有关山歌知识与经验的文章，才能增加这本书的实用价值。耀南同志非常赞同这个想法。我便拟了一个《客家山歌入门》编目，征求几位老朋友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很需要有这样一本书，鼓励我们抓紧写出来。特别是李浒同志，建议我们索性写一本山歌概论，并借给几本这方面的书。阅读之后，启发很大。这时，认为写“概论”是好，但这一来那些资料性、经验性的东西却包不进去了，不仅可惜，也有违初衷。鱼和熊掌都想吃，无可奈何，便以“实用”为本，置“体例”于不顾，定下个四不像的《客家山歌知识大全》编目。就这样，两人便分头动起手来。
话虽这么说，细想起来，我写这本山歌书，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我1969年弃商从文，先后主管了十六七年的文化工作。到了工作后期，我开始认识到，梅州市作为“山歌之乡”，它的基础建设与普及活动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也不应该只是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评价客家山歌的专著。于是，产生了一种负疚感，总觉得是自己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欠了梅州人民的债。近几年，得知毗邻省、市一些山歌活动情况之后，更生出一种危机感，总担心有朝一日，哪个地方的山歌节目或山歌活动一炮震动全国，先手争得全国公认的“山歌之乡”桂冠，到那时，我们就愧对客家历史和梅州乡亲了（这些心境，不仅是对山歌，也包括其他艺术）。欠债总是要还的。在职的时候，事务缠身，力不从心。退下来以后，成了时间的主人，打算潜心做点“补过”工作。写这样一本书，只是个时间问题，耀南同志促成这个项目提前上马了。
由汇编山歌变成著书立说，真正是“掌锁头领到耙”了。特别是由我这么个湖南人来写这样的乡土专著，更是“牵牛上壁”了。话已经讲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俗话说得好：“头伢毛洗都洗湿了，只好硬着头皮剃了。”好在有山歌大师余耀南壮胆。他有一肚子“山歌宝”，又是个“客家通”；既是实践家，又有写作能力。在编写过程中，他不仅是一个尽责的合作者，更是我的山歌师父和客家顾问。还有许多老文友，也都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甚至，得到了举家的一致支持：女儿从大洋彼岸背回了好几斤重的资料书；老伴的后勤保障自不必说，单是抄写，手都磨出茧子了。
当然，话得说回来，我也不是“我的心，十万斤”那种蛮干家。我不仅主管了那么久的文化工作，而且亲手策划和组织实施了那么多大小山歌活动，包括1981年的“梅县地区山歌擂台赛和五句板汇演”和“梅州’90山歌节”。正是1981年那次擂台赛，才使我对山歌真正有所认识，并且开始喜欢她了。老实说，如果没有十几年的艺术实践，我是绝对不敢“狗胆包天”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缺乏写作准备。为了从头学习有关理论知识，为了收集和熟悉资料，并且在写作中学习写作，我付出了几倍于别人的努力，强制自己一头栽进山歌里长达一年半之久，连老伴都不停地唠叨：“你呀，从早写到晚，不上班比上班还过死!”不管怎么样，总算苦出来了。质量如何且不去想它，终归了却了一份心债，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禁舒了一口气。
我在梅州生活了半辈子，对这里的人民是有感情的，对这里的文化艺术也是有感情的。我把这里看做是第二故乡，还说过“我是第六次南迁的客家人”的话。这当然是句戏言，不过我也确信，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人们会说被姓胡的有幸言中了。不过，坦白地说，我也曾经有过“信念危机”。1988年外面盛传过我在联系调往特区工作，实际上，那时我连调走的一闪念都没有。五十几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呢？更主要的是认为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文化艺术，又有许多文友，退休前后都好打发日子，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后来一连串的伤心事，使我不想走也下决心走了。只是，时不待我，无力回天，为这事一直后悔着。退下来一年多，才时时感受到原先的想法还是对的，后悔便又变为了庆幸，这可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那么，有什么作为呢？这本山歌书算是第一宗吧。大文人往往作“三部曲”，我准文人作几部呢？到时再说吧。这倒不是保密，我这人就是这么个怪脾气。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