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炯辉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尚处于百业待兴的艰难时期，物资匮乏，百姓生活拮据，许多人家常为下一顿饭而发愁。那时我刚走出中学校园，回到农村，过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尤其是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炙烤大地，我却在稻田里弯腰插秧、挥镰割稻，汗水湿透衣背，整个人累得如同田埂上喘着粗气的老水牛。那种身心俱疲的滋味，至今想来仍刻骨铭心。
为了早日挣脱这片贫瘠土地的束缚，我不得不放下少年的自尊，鼓起勇气去求助姑妈。彼时，姑父正在电白瓷厂担任领导职务，听人说厂里常招些临时工和基建维修工——我自知农村户口，不敢奢望成为正式的“公家人”，只盼能谋一份临时差事，哪怕活儿再苦再累，也好过在田间日晒雨淋、靠天吃饭。我那时想，只要能离开那片泥泞的稻田，不再被烈日灼伤脊背，便已是天大的满足。姑妈素来疼惜我们兄妹，经不住我一再恳求，终于为我四处托人，辗转周折，好不容易在厂里争取到一个基建岗位。
消息传来那天，是村里一位在厂里做代课老师的熟人带话回来的。那时乡下还没有电话，一封信、一句口信，便是连接城乡的全部纽带。当我听到“姑妈让你去县城上班”那几个字时，整个人仿佛被一道光照亮，心跳如鼓，激动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那种喜悦，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终于可以离开那片稻田，去城里生活了！那一刻，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电影《人生》中男主角的画面，仿佛自己也即将踏上一条崭新的人生路，种种美好憧憬在心头翻涌：穿干净的工装、领固定的工资、过有规律的日子……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亲戚和邻里，逢人便说，满脸是掩不住的笑意。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进县城工作，是多少农村青年梦寐以求却遥不可及的事。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便早早起床，赶到镇上唯一一趟通往县城的班车。那班车破旧摇晃，一路颠簸，四十公里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的公路还是坑洼不平的土路，车子卷起一路黄尘，但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那座我向往已久的瓷厂。
姑妈为我安排的，是在厂里的小工程队做基建维修工，负责厂区各类零散修缮工作。我的具体活儿，是配合大工师傅挑砖、递砂浆。一天工作八小时，日薪一元三角九分，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有事可请假。活儿虽然也不轻松，但比起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农活，简直有天壤之别。最让我心满意足的，是每天收工后那一元三角九分的收入——在70年代末，这已算得上相当可观的数目。通过姑妈的引荐，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县城，有了一份城里人的工作。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争取早日拿到城镇户口，成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