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彩霞
那一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年方十九，正值豆蔻年华。扎着简单的马尾，白衬衫领口还带着洗衣液的清香，手里攥着红色的塑胶毕业证，站在校园门口望着来往的人群，心里满是忐忑与憧憬。三年的师范时光，在音乐室的舞蹈练习、画室的颜料泼洒、教室的试讲演练中悄然划过，如今终于要踏上真正的讲台。
我被分配在家乡小镇的一所偏远的小学，报到那天，我踌躇满志，骑着爸爸新买的自行车拉着自己的行囊满心欢喜来学校报到。几经辗转和不惜放下面子问人，才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带领我的阿叔把我带到一座山脚下，指着山顶对我说：“老师，你一直往上走直到见到国旗就是了！”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独留我一人在秋风中凌乱。当时正值初秋的傍晚，夕阳把山峰染成了金红色，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山路蜿蜒向上延伸。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我把心一横，躬身推着自行车，脚踩着黄泥路往上爬行。
因为中午时下过雨，所以泥路有点滑，车轮碾过便陷下两道车辙，每往前推一步都要费三分劲。我攥着车把的手心冒出冷汗，指节泛白，车后座的行囊拽得车身往下沉，车头总往两边侧滑。黄泥裹住车轮，越转越沉，像坠了个铁球，寸步难行。得弓着腰用肩头顶着车座，膝盖微屈一步步往上挪。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滴落，砸在泥地上洇开个小坑，后背的衣衫黏在身上，混着泥土的腥气。脚下偶尔打滑，吓得我连忙稳住身形，抓牢车把，不敢乱动。鞋底上的黄泥越积越厚，每抬一次腿都沉甸甸的，像灌满了铅似的。此时只有车轮碾过泥块的闷响，伴着我粗重的喘息在山间回荡。
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了一面鲜艳的国旗在山顶上空迎风飘扬。走进校门，才发现校园是一块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地方，竟然就是我要报到的学校。黄泥铺就的球场，疏疏落落的几棵龙眼树，毫无规则地分布在周围。正前面一栋两层半的旧教学楼，若不是旧教学楼的顶上用黑漆书写着“垌生小学”这几个字，我真怀疑是自己走错了道。教学楼外墙爬满深浅交错的裂纹，像是时光刻下的皱纹，原本的米白色涂料大块剥落，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砖体，斑驳得如同褪色的旧画布。
墙面上还留着模糊的印记：有些是被雨水冲淡的红色标语残字，笔画晕染开来；有些是之前贴通知的痕迹，纸痕泛黄发脆，边角卷翘着黏在墙上。几丛爬墙虎顺着墙根往上攀，深绿的藤蔓缠绕着剥落的漆皮，叶片边缘沾着尘土，风一吹便轻轻晃动，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靠近窗台的位置，积着一层薄薄的灰，窗檐下的墙面被雨水浸出深浅不一的水渍，呈暗褐色，与爬墙虎的绿、砖体的灰、涂料的白交织在一起，透着沉淀多年的陈旧感，每一处斑驳都藏着过往的读书声与少年隐秘的心事。
龙眼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脸色黝黑，皱纹纵横交错，目光温和的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就是校长，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别看我们这地方简陋，但我们的孩子很是热情友好。你们年轻人就是好，有活力，孩子们就盼着新老师呢。”
我被分到了四年级，初上讲台，当三十多张稚嫩的脸庞望着我时，我竟紧张得声音都有些发颤，但台下孩子善意的笑声，期待的目光使我忘记了紧张，很快与他们打成了一片。那时候的日子简单又充实，白天备课、上课，晚上在宿舍灯光下批改作业。偶尔会因调皮的学生手足无措，也会因孩子们一句“老师好”红了眼眶。
十九岁的我，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闯劲，把青春的热忱都倾注在三尺讲台，那些熬夜备的课、耐心讲的题、真心交的心，都成了那年最珍贵的印记，点亮了我教书育人的初心。
如今我出来工作已经三十年，当年的旧校舍早已焕然一新，再找不到当初的模样了。但回想起那时报到时的情景，却仿佛还在昨天。时光匆匆而过，当年的艰难困苦已变得云淡风轻，但锻造了今天更加坚强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