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火胜
我的爸爸大半生都是一名大队干部，后来的十年，他调出了公社直至退休。老爸在职时工作兢兢业业，也乐于助人，可惜退休后几年就离开了我们。
如果人是有形象的话，现在的网络名词叫人设，那父亲的形象就是忠直、朴实。我的父亲有着几重身份，做大队干部的前大半生，利用上下班一些时间差，耕地种田半工半农；在做公社干部时，全家搬出了分到的单位宿舍，不种田了，父亲也利用每天的空闲，跟着母亲在墟边摆公用电话，半商半工。20年多前手机都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很多路边都有“电话亭”这回事的，现已销声匿迹。
电话亭不到3平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除了有公用电话，还摆放一些零食、香烟等。电话亭的法人是母亲，父亲只不过有时帮忙看着，可以换手让母亲有时间吃饭和做下家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电话亭的收入还算可观，市内起表价每次0.5元、省内1元、省外2元，超过3分钟后每分钟收费就加倍，那时，通个电话或捎个口信成本都很高，如果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或不晓得长话短说的，那可就是要被狠狠的砍上一 刀或数刀了。当时，在路边摆个公用电话成本不用太高，且能“吹糠见米”，慢慢地做这个的就多了，那时外来人口也多，大街小巷全是公用电话。而父母亲为了多挣几块钱，不得不适当地调整经营时间，每天由原来的早八晚十改为早六晚十二，这其实跟以前在村子里耕云种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起早贪黑而已。
小小的电话亭，外墙支架是方角铁焊接，外包银白色星铁皮。2008年9月的台风“黑格比”到来之前，我们用绳子连着大石把电话亭四周拉紧，货物该搬的搬，水电该断的断。凌晨3:00，台风如猛兽扑打着窗户，还不时有强降雨。父亲越看越不对劲，决定对电话亭来个临时再加固，他扛上大铁锤，哥哥拿着铁丝，我拿着手电筒撑着伞。电话亭边选好点位，老爸因为有着年轻时种地的基础，他矫健的身躯，熟练的抡举，眼看大桩就要打成，不料又是一阵狂风扑来，整间铁皮屋被掀起，这时，离电话亭最近的父亲来不及躲闪，右脚脚跟被深深地蹭刮了一下，鲜血如喷泉般直冒。我们见状方寸大乱，到处找不到毛巾包扎伤口，最后，哥哥索性脱开上衣用来裹住伤口，而老爸始终强忍着剧痛，三父子咬紧牙把电话亭挪回到原位并重新进行了加固。那时，我们加固的其实是一个工作岗位，一盘小生意，也是一个信念。
熬到天亮，父亲的脚踝全是血污，我们见势不妙就劝说父亲到医院处理，他坚持再三：“再忍一下吧，血慢慢地就会停的了。”又过了两天，老爸的伤口始终未见好转，我们不时地恐吓：“伤口太深，不到医院去处理很容易引起破伤风！”轮番的又骂又哄，最后他才同意由我们送去卫生院治疗。当时，护士不打麻药，直接用棉棒沾上酒精或碘酒之类的，简单而粗暴地帮父亲清洗伤口，平日一直不轻易喊痛的他立马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眼角边全是泪水，但他没有哭出来，喊声从三楼传到一楼，甚至整个卫生院都能听到。
后来，墟上开始整治城镇风貌，路边小摊小贩一律入室经营，手机也开始慢慢普及，家里的电话亭也随之关门大吉了，父亲退休，母亲下岗。想念的灵魂有时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寻找去路，父亲的坚韧与勤劳，和当年那个小小电话亭始终还很具象地烙在我们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