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新可
几年前，我与朱山坡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朱山坡戴着眼镜，言语不多却往往出口不凡，目光里藏着沉静的睿智。彼时我才知晓，他是漆诗社的核心诗人，后转向小说创作，著有《蛋镇诗社》《蛋镇电影院》《风暴预警期》等作品，诗与小说的交融，似乎早已注定他文学气质的独特走向。
《收获》今年第五期刊载的《座头鲸》，让我下意识越过头条的《造车记》先行品读。这篇小说不仅叙事风格与人物塑造臻于成熟，更在思想深度与美学追求上达成新的哲思高度，堪称朱山坡近年创作的精神坐标。
小说以诗意建构现实隐喻。作者的诗人底色在《座头鲸》中展露无遗，诗性语言如暗流穿行，兼具轻盈质感与沉重内核。堂哥并非单纯的角色符号，而是诗性精神的具象化——对座头鲸的执拗追寻，与“我”的妻子许溱私奔，投身“抠藤壶”公益事业，在大西洋救助被藤壶折腾的鲸鱼，这都被赋予仪式般的诗意光辉。《骑鲸的少女》这本小人书，是贯穿全篇的叙事线索与命运符码。它未明说的结局，让堂哥与许溱的命运与小人书中秃头少女的形象形成精妙互文，成功串联起现实与隐喻的双重场域。作为疍家儿女的许溱，俨然是秃头少女的现世化身，血脉里流淌着对水的眷恋，始终无法真正融入陆地生活。水是她的来处，亦是归宿，她的生命逻辑永远指向水与远方。座头鲸则是小说最深邃的隐喻载体，既是远古血脉的象征，也是失落家园的图腾。这种联系看似虚无，却在堂哥的执念中变得真切——他坚信长水村古时有鲸鱼出没，这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考证，而是文化记忆的觉醒。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深处，或许都藏着一片待回溯的“起源之海”，承载着祖先的血脉与文化的基因。
小说的思想内核，藏在双重维度的矛盾与统一之中。人际层面，“我”对堂哥的情感从崇拜转向疏离，缘起一次水中憋气的较量。为争夺渔业公司远洋捕手的唯一名额，“我”以微弱优势胜出，却间接导致堂哥执着参军、意外致残，矛盾蔓延至父辈，父亲与伯父由此反目，而堂哥与“我”老婆许溱私奔更是加剧矛盾，使两家人成了仇敌；但时光终能抚平裂痕，几年后两兄弟一笑泯恩仇，经常互相串门喝小酒，伯父去世，还是“我”操办的后事。“我”父母对许溱与人私奔耿耿于怀，却最后以对许溱的包容落幕。“我”对曾经背叛自己的许溱，不仅早已谅解，更是希望她归来——“我”作为长水村村长，坚决保留“长水村码头”的路标，为的是能让许溱认得回来的路。以上种种行为和选择，彰显了超越道德评判的生命包容性。
人与自然的维度同样呈现辩证逻辑。开挖运河涉及拆迁，难免出现矛盾，但长水村村民没有过多抵制，而是给予支持和拥抱，折射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共生。运河一直通往北部湾入海口，连接十万大山和汪洋大海。在运河的开挖过程中，出土恐龙蛋化石和座头鲸鳍骨，吸引大批文化学者前来研究。从这个层面看，开挖运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更是打开了一部厚重的文化史书。作者并未简单美化或批判某一方，而是在“矛盾”中见“统一”，在“分裂”中寻“和谐”，赋予作品多维度的解读空间与包容气度。
《座头鲸》延续了作者惯用的荒诞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实现了艺术表达的向内沉潜。相较于“蛋镇系列”外放的魔幻风格，本篇更注重隐喻的内化与精神的提纯。长水村不再只是南方乡村的地理坐标，而是转化为抽象的精神场域——它既是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也是人类共通精神困境的象征之地。这种叙事转换打通了地域与普世、个体与历史的界限。作品不再局限于南方乡土的悲欢，而是通过长水村的故事，触及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命题，让文本获得超越性的思想张力，抵达更广阔的人文关怀境界。
《座头鲸》超越小说的范畴，成为一座建构在历史血脉、文化记忆与人生梦想之上的精神建筑。它在现实与梦幻、具象与抽象、个人与历史的多重维度中，开辟出丰富的阐释空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捕捉生命本质，用小说家的叙事智慧编织文本肌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在地又超越、既具体又抽象的文学世界。在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长水村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一个现代人在文化失根与精神归乡之间，永不停歇的现实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