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鸿
我生于贫瘠的山村，童年的生活是赤着脚走过来的。那时，家里穷得连一双完整的草鞋都是奢侈，更别说布鞋皮鞋了。脚底板便成了我最忠实的伙伴，日复一日地与大地亲密接触，渐渐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像是一副天然的铠甲。
每到腊月，母亲总会翻出积攒了一年的碎布头，在昏黄的油灯下熬上几个通宵。她用粗糙的手指捏着针线，将那些花花绿绿的布片拼凑成鞋面，再用不知从哪里讨来的牛皮裁成鞋底。新鞋上脚的那天，我们兄妹几个总要绕着村子跑上几圈，故意踩出水花，惹得路过的婶子们直喊：“慢些跑，别糟蹋了好鞋！”可这欢喜往往持续不了太久，不出三两月，鞋底就会裂开嘴，我们便又成了“赤脚大仙”。
山里的孩子脚底都硬。我们光着脚在碎石路上奔跑，在荆棘丛中穿梭，脚掌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踩在碎玻璃上都只当是挠痒痒。记得有年夏天，我和伙伴们去山上摘野果，光脚踩过一片枯枝时，忽然觉得脚心一麻——我知道，又是该死的荆棘作祟。
寻了块青石板坐下，我把脚扳到眼前。阳光透过指缝，照见脚心扎着半截乌黑的刺，周围的皮肉已经微微发红。学着大人的样子，我往掌心啐了口唾沫，在伤处抹了抹。这法子是从隔壁二叔那儿学来的，他说口水能消毒。我试着用指甲去掐那根刺，可它像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反而疼得我直抽气。
“忍着点！”大我两岁的黑老（花名）蹲下来，黝黑的脸凑近我的脚底。他粗糙的手指捏住我的脚掌，突然用力一挤——“啊！”我疼得眼前发黑，却看见那根刺纹丝不动，反而断了一截在肉里。黑老挠挠头：“得回家找你老豆（父亲）了。”
回家的路突然变得格外漫长。我踮着受伤的脚，一步一步往前挪。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在黄土路上滴出深色的圆点。路过屋后的老黄榄树时，我看见树下的蚂蚁排着长队搬运食物，忽然觉得我们这些光脚的孩子，不也像这些蚂蚁一样，日日为生计奔波吗？
“又扎刺了？”父亲正在家门口劈柴，见我跛着脚回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牵我坐在门槛上，自己转身进屋，出来时手里捏着那根闪着寒光的缝衣针。我注意到他的指尖还沾木屑，想必是匆忙间连手都没来得及洗。
父亲戴上老花镜，银针在他指间转了个圈。他蹲下身，把我的脚放在他膝盖上。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小时候他给我剪指甲的样子，只是如今他的白发又多了几根。针尖贴近皮肤的刹那，我本能地缩了缩脚，却被父亲温暖的手牢牢按住：“别动，马上就好。”
针尖轻轻挑开表皮的动作，像春风拂过麦苗般轻柔。父亲时而用针拨弄，时而用指甲挤压，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阳光从门缝斜射进来，照在他专注的侧脸上，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说不尽的辛劳。
“出来了！”父亲忽然松了口气，用针尖挑着那根黑刺给我看。还没等我欢呼，他就习惯性地用指甲在头皮上刮了刮，将些许头泥抹在我的伤口上。这个动作他做得那么自然，仿佛天经地义。说来也怪，这土法子竟真管用，不出三日，我的脚又能满山跑了。
如今想来，那时的我们活得多么粗糙又多么坚韧啊！没有抗生素，没有创可贴，有的只是祖辈传下来的生存智慧。父亲用一根针、一点头泥就能化解的伤痛，在今天恐怕要惊动半个医院的科室。我们这些光脚长大的孩子，脚底的老茧早已褪去，可骨子里的那份韧性却永远留了下来。
现在的孩子不会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山村，曾经有一群光脚奔跑的孩子，他们的伤口上抹过头泥，他们的笑声震落了山间的露珠。而他们的父母，用一根银针和满头的风霜，编织出了最朴素的守护。
生活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我们想象得多。那些扎进脚底的刺，最终都化作了生命的年轮，教会我们在疼痛中依然能够微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