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
我研究生毕业出来工作后，二零一二年三月，先生寄给我一本他编的讲学资料集《国学导读精要·周易本义》，在扉页写上：“潘永辉学弟存念”。我当时大为诧异，心有不安，我是先生一手一脚带起来的学生，先生怎么叫我学弟了？我怎么受得起！但我能体会先生的用心。先生当时正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我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和心性学问方面的努力是认可和支持的。先生晚年的学术转型多少与我有些关联。我跟先生读研究生时，在课堂上有过一次“辩论”，为此搞得双方都有点“意外”。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和特殊体验，我对传统心性学问尤其佛学很感兴趣。跟先生读研究生时，可能跟先生沟通不够，先生对我读研前几年的为学目标和心灵愿景并不了解，我也未必领会先生的治学思想，他当时认为西方哲学高于中国哲学，要我们先训练好思维架构和逻辑演绎能力，而我也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出发，谈了中国哲学的心灵归宿和安身立命意义。先生似乎有些被“激发”，此后带我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尤其重点阅读了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著作，后来又带我拜访了牟宗三先生的同族侄辈、宗教学大师牟钟鉴先生。先生的求知若渴、勤奋好学和爱生如子、因材施教，足见出先生人格的卓越。我是深怕先生因这次“辩论”而对我产生距离感的。而我当年，竟然没有意识到先生年龄已经超过六十五了，不懂得考虑更稳妥更轻松的表达方式，只是自顾自表达观点，还为对先生的一片诚意不被理解感到委屈，也足以见出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现在回想起来，忽然就对传统文化的“孝道”有了一些特别领悟：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身心状况是不一样的，观点难免会不一样，会话沟通难免会出现不自觉的歧义或误解，在看法暂时不一致的情况下，晚辈后生对前辈师长主动保持孝敬之道，不因知见而影响感情，是调谐（社会）关系的伦理之妙。这一点当然不能绝对化，但传统孝道包含的先人的生活经验和处事智慧，确实值得重视。我也毫不讳言，就算近年，在某些非学术性、准学术性或学术与社会交织的过于复杂的问题上，我并不全部认可先生的观点，时代不一样，所发现的新材料不一样，人们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反，但这也毫不妨碍我对先生的感恩和敬爱，以哲学言之，形而下的分别识也毫不妨碍形而上的大道圆通。有一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演讲，把亚里士多德的名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改了一下变成“我爱真理，我也爱我师”，台下响起热烈掌声。可见大家心同此心，理同此理。
有好几年，因为我处境艰难，工作劳碌，生活失意，心情很是不佳，加上知道先生身边有不少其他得力弟子跟随、照顾，所以平时跟先生联系不多，只在过年过节时问候一声。可是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先生老了，我也上年纪了。现在先生又不在了，想再说说话也不行了。汪涛跟我说：“你应该多跟劳老师联系。”是的，我后悔莫及。“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这是王国维的名句，先生喜欢引用。先生逝世后，我也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滋味。人生匆匆，我对先生的关心是不够的，虽然可以为自己找一个借口：先生身边有很多门生老友，而且不少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也不见得是先生的重要弟子，不需要我多出面关心。可是这不应成为理由。我体会很深的一点是：人在疲惫失意的时候，是不想跟“外界”多来往的，总想等自己“恢复元气”之后再说其他。这种心态，加上自己“干世”之心日淡，也希望留出时间澄怀观空，因此跟很多师长朋友几乎失联了，也淡出了学术圈。生活疲惫失意，对搞学术是致命伤，但对磨砺心性、开启德慧来说未尝不是增上缘。在逆缘苦境中显现出来的德性智慧，才是真功夫。在自己失意落寞的时候，该做的事情还是去做，该关心的人还是去关心，不以怨尤心态自责自怜，这才是成熟之人，才算是踏上“修道”初阶、趋向无我空境。
我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似真似假说过：“我对你们还是要严格要求，要不，下辈子如果我做你们的学生，你们水平这么差，把我也教得这么差，我怎么受得了。”这是“戏说”，却也是对宇宙人生很严肃的思考。唯有教学相长，才能保证每个有缘之人不至于相互拖累，沉沦堕落。我想，按佛教说法，如果有来世，师生之间生生世世互为师生，接续因缘，接续慧命，直至登上宇宙人生的“妙高峰顶”，那该多好。不知道先生现在在哪里，如果先生不愿意来人间了，可以在安息中长乐无忧。如果先生还愿意来人间，也总会遇上他今生的师友弟子的。先生去世前，我久久地握着先生的手掌轻抚着，是安慰，是通心，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希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