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饭碗，总是比我们大一号。
父亲的饭碗是专用的。他最早用的碗是上沿有两条蓝线的大海碗，碗口很大，虽然不可能装下海，但装下我的脑袋绰绰有余。碗的瓷很普通，碗壁很厚，碗很重。父亲不在的时候我用过他的碗，嘴太小，粥都顺着嘴角流下来。端着也费劲，一顿饭下来，胳膊生疼，酸得够呛。父亲知道了，拍着我的脑袋说：“能吃不能干，就是大肚汉！”
父亲能吃，想当年，家里的戳瓢糨糊涂，能吃下满满三大海碗，还不算一大碗看不到油花的熬萝卜或者白菜。父亲吃饭也快。在村里吃食堂的年代，一大碗能吹得起泡泡的稀糊涂，深呼一口气，顺着碗沿一吸溜，碗里的热粥就剩下半碗，三下五除二，一碗粥就能见了底。
就是为了让碗里有口饭，父亲使出了他所有的力气奔日子。大冰郎峪到家三里山路，一般人背上一篓子走到家也得累得呼哧带喘。父亲一根扁担，一头一大篓子玉米棒子，走一步颤一下，一口气能走到家，进院倒掉，从缸里舀上一瓢水，一仰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
对了，父亲喝水的时候，脖子一咽一咽的，仿佛能看到水顺着嗓子向下流的模样。
乡村的冬天很冷，晚上摞着的碗会冻在一起。化碗是我们每天早晨必做的事，把热水倒在碗里，热气腾腾，一会儿碗底就能和下面的碗分开。父亲的碗最大，总是压在最底下，也最后一个化开。那情形，像极了父亲的大手，把我们捧在手里，然后再看着我们慢慢长大，离开，开枝散叶。
在村里，父亲干庄稼活是把好手，人也勤快，七口人的地和树，收拾得井井有条。他视草如仇，每年都和那些灭不完的草进行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斗争。越是毒花花的太阳，他越是下地锄草，为的就是用毒太阳把草晒死。他穿的上衣后背总是有一大片白色盐硝，有时候干脆赤膊上阵，后背被晒成了酱色，就和母亲过年烧好的肘子皮颜色差不多一样。
父亲珍惜每一粒粮食。我们在碗里看到一个小黑牛子，或者小白肉虫子，就会大呼小叫，而在他眼里，这根本不算一回事，挑出去继续吃。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在窗户地吃饭，屋顶的燕子拉的屎正好掉在他的粥碗里，他淡定地用筷子把那部分拨了出去，回来继续若无其事地吃饭。
家里人口多，吃饭的时候桌子正中摆上一盆菜，桌沿摆上一圈碗，桌边围坐着一家人，像极了盛开的花朵，有着分明的层次感。等着吃饭的时候，用手里的筷子叮叮当当地敲碗，父亲便会皱着眉头制止我们——因为不吉利，那些沿路乞讨的叫花子，就是用敲碗来求人施舍。大概是我们的碗敲多了，父亲怕我们饿着，端着土瓷碗的父亲，一直寻思着如何让我们把手里的碗换成铁的。在父亲眼里，换了粮本，有了工作，就是有了铁饭碗。
只要你们想上，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这是父亲对我们最为郑重的表态。只可惜，大姐混了两个初中毕业证，也没有换成铁饭碗；二姐初中都没有毕业便闹着打工，几年的工夫，先后为人妻母。
接下来就是我。父亲督促我换成铁饭碗的事，绝对是他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直到今天我也一直坚信不疑。
夏天是最忙活的。拔完麦子就先钻到棒子地里，把麦茬子翻过来，把土培在玉米垄上。满脑袋的棒子花，加上叶子拉的口子，又痒又痛。暑假上山，用小镐跟他一起，把栗树场全刮一遍，把坝台该垒的垒起来，把水盆该修的修好。这个时候最讨厌的是蚊子，花腿的那种，太阳刚一过，它们就上场了，一咬一个包，一拍一手血。还有大嘎虻，能把牛叮得直蹦，一咬就是碗大的包，又痛又痒，好几天才下去……
真的不想一辈子钻在棒子地里干活，也不想一辈子只修理我家的栗树场，更不想大夏天被花腿蚊子和嘎虻叮，只能拼命地读书……初三那年报志愿，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很现实，高中三年后是未知数，中专分高些，师范分低一些，咱不想吃大饽饽，就报师范吧。
结果从那年开始，师范的分数线是出了奇的高。虽然我超出分数线二十分，但以父亲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暗地里肯定不止一次的脊背发凉，不过最终应该是很得意，他的小阴谋总算得逞了……知父莫若子，我甚至能想象出他在背地里想起的时候，那种笑眯眯的表情，还有双眼散发出的，心底最真实闪亮的光芒。
我换成铁饭碗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房子翻了新，我也娶了妻，妻也生了女。父亲的碗也从土碗换成了白瓷碗，依旧很厚，上面印着红色的花朵，比原来的碗要精致了许多，但依然是全家最大的碗。父亲能吃、能干、心情好，看哪哪都顺眼，像极了生长在坝台边上的老栗树，枝繁叶茂，精气神十足。
后来小妹也嫁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地方，爷爷也睡到了后沟的栗树场里。家里的板栗树和责任田就直接划了出去，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两口人的地树份，这点地树就更算不了啥。只有在春天种地、秋天打栗子的时候，孩子们才会像北归的候鸟一样聚到家里，帮着一起收秋。父亲乐观、豁达的气质，也延续给了孩子们，塑造着一个家族的清澈和奔涌。
进县城住进楼房是全家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房子是全新的，厨具是全新的，碗筷也是全新的。怕父亲吃不饱，为他还是准备了一只海碗，能够装两小碗饭。碗沿上，紫色的花朵、金色的花叶，洁白的骨质瓷，碗沿轻薄，用手一弹，发出清脆的金属般的响声。
父亲对这只碗爱不释手，只是一年到头用到的时间不多。进城猫冬，是每年一场最为艰苦的谈判。地还没刨完，白菜还没收，酸菜还没腌，柿子还没摘……每件细小的琐事，都是他们在乡村多住些时日的理由。其实我理解他，一个农民对乡村的老家，有着难以割舍却又酣畅淋漓的表达。
猫冬三个月，父亲饭量不减，面条、粥要吃上整整两碗。天气好的时候，无聊的父亲会带着母亲把县城转悠个遍，把每条大小街道都绘在一张地图上。街道的名字，比我记得还准。他展示给我的那一瞬间，我确信，他们笨拙地找寻着一些娱乐，让这三个月的生活多一抹亮色。
县城的钢筋水泥楼丛，真的不太适合生长栗树、玉米。春节刚过，他就开始张罗栗树剪枝——这是他们回家最好的理由。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一天也不想多待，便吵着回到村里，只有回到与土地距离最近的地方，他们的心才踏实，才会激活他对生活的全部知觉。
就像中医的脏腑辨证，县城、乡村，还有父母和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像肝胆、脾胃那样连在一起，少了哪个，都会让人有锥心的疼痛。母亲在秋天离开了，虽然和母亲吵吵闹闹一辈子，但母亲的离开对他的影响太大了。送走母亲的那年冬天，父亲听力严重下降，牙齿也明显松动，吃饭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风卷残云的父亲了，饭要稀一点，有时候还要加点水。
父亲很落寞，日渐蹒跚的步履，依然无法阻挡他内心的倔强，像春天剶下来的栗树枝子，哪怕散落在地上，也宁折不弯。地里该插的插上、该种的种上，栗树林水盆打好、树场刮净，院子里葱秧插上菜种上——就算一个人，也不能白吃饱当只嗑米虫。
终于有一天，父亲病倒了，一侧不能活动，口齿不清，仿佛是一棵半面树干朽空的老栗树，向一侧歪着，连棵杈都顶不住，一只手不自主地抓挠着，像是抓住每一份水分和泥土，挣扎着，试图做最后的蓬勃。躺在床上，他眼皮像老房的黑灰色的瓦片，低垂着，酣睡。大声喊他的时候，他才睁眼，细碎的阳光在眼睛里一闪而过。
父亲的饭量锐减。小时候看父亲吃饭，嘁哩喀喳，就算中药丸子到了他这嘴里，也会巴咂得特别香。可现在，他费力地吞咽，一颗小小的米粒都会让他呛上半天，憋到脸红脖子粗，半晌才安静下来。
那么强壮的父亲，也到了端不动一只碗、咽不下一粒米的地步！我努力拉着他的手，却无法阻止摧枯拉朽的衰老。他必须留在我身边，虽然我知道他肯定想家，惦记着地里的玉米、黄豆，树上的板栗、核桃，想念乡村的鸡鸣狗叫和土地青草的味道。
碗，还是原来的那只紫花大海碗。打浆机响过后，大米饭、炒青菜，再倒进碗中，就变成了半碗绿色的流食。
喂过几口，我问他：“味道咋样？”他呜呜哇哇，一个字也说不清，但我却能听懂。
他是在说：“味道挺好，味道挺好。”
那一刻，我和世界之间，只隔着一只海碗的距离。我透过这只海碗，感知世间沧桑，人生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