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唐山人，我们为这块土地曾养育李大钊而自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或多或少滋润着每个唐山人的成长。京唐两地6处李大钊纪念地，有4处在唐山。在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我站在李大钊亲手栽植的丁香树下，仿佛听到他孩童时的琅琅书声；在乐亭县城李大钊纪念馆，我伫立在八根功绩柱前，脑海里浮现出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在唐山市大钊公园，我默立在李大钊半身塑像前，感受巨人肩膀的担当；在唐山一中的广场上，我心中默念着李大钊的名作《青春》……唐山市区和乐亭县，我不止一次地到这些场馆瞻仰和参观，或为了纪念，或接受教育，但一直有个缺憾，没有机会到北京瞻仰他的故居和陵园。
2025年的一天，我只身来到北京，完成我的心愿。
走出复兴门地铁站，沿着闹市口大街南行，在路标的指引下，我找到了文华胡同24号。北京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在他不满38岁的一生中，有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李大钊自1916年从日本弃学归国回到北京，到1927年就义，先后在北京迁居过8处住所。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租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即现在文华胡同24号，在此居住将近4年，这里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和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居所。在此居住期间，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在家中接待过各界人士和爱国青年。故居也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重要活动地，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最具代表性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见证，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文物价值。
故居分为南北两个院落，当年李大钊及家人租住在北院。如今，南院已开辟为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区，主题是《播火者》，展室内矗立着李大钊全身铜像，铜像一侧，是习近平同志的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次日，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灵柩暂放宣武门外长椿寺，后移至妙光阁浙寺。1933年4月23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及革命团体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万安公墓内落成并对外开放。园内绿树成荫，庄严肃穆。我和门口的保安说：“我是从家乡来的！”保安随后赞美道：“出这样一个人物，了不起！”我油然而生了一种自豪。走进园内，迎面是李大钊汉白玉石雕立像，像后为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墓，墓后是花岗石纪念碑，宽四米、高两米，庄重大气，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刻的是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园中正殿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陈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大钊烈士的石刻题词和介绍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的历史图片与文字材料。
室内陈列着一块特殊墓碑。墓碑的碑额刻有红五角星，五角星内刻有镰刀锤头，下书“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是红色碑文，落款为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李大钊革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生命价值璀璨永恒，他伟大牺牲的精神永不磨灭，如同他自己宣示的那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在北京和唐山6处李大钊纪念地，无一不悬挂着他的手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觉得，这两句话，是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他一生的功绩和写照。
参观故居、瞻仰陵园，无疑是对李大钊的缅怀和纪念，而真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了解他的思想境界，是学习阅读他的著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善于为文，著作颇丰。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孔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李大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1917年到1919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李大钊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
李大钊牺牲后，其遗孀赵纫兰找到周作人，请他帮助出版《守常全集》，周作人即写信给上海的曹聚仁，曹表示可联系出版事宜，并商请鲁迅先生作序，鲁迅写下了《＜守常全集＞题记》交给曹聚仁，发表在《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上。但书稿在审查时未获通过。直到1939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冒险印出此书，在把书从印刷厂运往书店途中，被巡捕房查获，致使此书未及发行，全部被没收并销毁。
1949年7月，上海刚刚解放，北新书局在报上登出重印《守常全集》的广告，并将书名改为《守常文集》，正式付梓发行。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版的李大钊的专著。
《守常文集》分卷上和卷下两辑，卷上12篇，卷下18篇，共30篇文章。鲁迅先生《＜守常全集＞题记》改为《序》列于书前，鲁迅在文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此文写于1933年5月29日夜。
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一至四辑，收录了李大钊的23首诗歌及150篇随感、散文、游记、通信、政论、学术论文等。李大钊的二女婿贾芝写了《前言》，1981年1月第2版出版时，贾芝又为该书写了《重版后记》。
1959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大钊选集》一卷，《出版说明》中说，编入本书的文章，包括作者自1913年至1926年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共133篇。所有的文章，都是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李大钊同志的遗著散见当时各报纸杂志，搜集比较困难。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李乐光同志和方行同志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又做了补充和订正。书中收录了林伯渠、吴玉章为《李大钊选集》题词，李大钊的五幅照片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手迹，以及《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
198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卷。198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李大钊文集》（续）。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李大钊遗文补编》。
199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在李大钊110周年诞辰之际，重新编辑《李大钊文集》并加必要的注释。这套文集为5卷，每卷文集前都附有照片或手迹。同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全集》，共4卷，收入文稿577篇（部），其中新到印的文稿有61篇（部）。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5卷本，全集吸收了此前历经几十年艰辛搜集、整理与考订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收录的李大钊论著最为完备。与此前刊行的所有版本相比，在收录论著方面，这部全集所汇集的李大钊的著作最为详备，考订最为精审。二是编校精良。校勘方面，全集遵循的原则是以最初刊行的文稿为准，参校以其他较好的或通行的版本。三是注释全面。全集对李大钊论著中难懂、难理解的名词、术语、观念均做了详细的注解。该书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从上海北新书局1949年出版的《守常文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大钊诗文选集》（1959年4月），到人民出版社《李大钊选集》（1959年5月，一卷），到人民出版社《李大钊文集》（1984年10月，上下卷），再到人民出版社《李大钊文集》（1999年10月，五卷），最终是人民出版社《李大钊全集》（2006年3月，五卷），我全部收藏。这些著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学习、研究李大钊的重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的丰碑”。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