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这东西，现在人看，是案头清供，雅得很。其实往前数，也就是一棵草，一棵能开花的、有点香味的草。它的出身，不大清白。
据说是唐朝时候，从拂林国来的。拂林国就是东罗马，意大利那块儿。舶来品，坐海船来的。有本古书叫《酉阳杂俎》，记着一段，说那东西叫“捺祇”，根像鸡卵，叶子像蒜，中间抽条开花，六瓣，红白色，花心黄赤。这描写，跟现在的水仙像，又不全像。大概是变种了，或是记岔了。但路数是没错的，外来户。
这东西来了中国，倒不认生。江南地气暖湿，跟它老家地中海边上差不多，活得很自在。先在湖北荆州一带落脚，后来就顺着水、顺着人，跑到浙江、福建去了。南宋那会儿，都城在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闽浙沿海种水仙就成了气候，能当商品卖了。人都有个新鲜劲儿，这外来的花儿，样子素净，香气也清，不浓不艳，合了宋人那种“清贞雅逸”的脾性，一下子就红起来了。
水仙好养。说好养，是对咱们这儿的气候而言。它喜欢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春秋天雨水多的地方。秋冬长叶子，早春开花，夏天就睡大觉，是个球茎。这习性，跟人躲寒暑差不多。养它，不用好土，一点清水，几颗卵石，就能活。这给它添了分仙气——喝清水就能开出香花，不是仙人手段吗？所以人又叫它“凌波仙子”，说是洛神的化身。这是文人的附会，听着好听。
黄庭坚得了朋友送的水仙，写了诗，说“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这比喻一出来，就钉死了，后来人写水仙，总脱不开“仙子”的影子。其实拿植物学的眼睛看，它那叶子扁扁长长，绿得发脆，中间抽出花葶，顶上开几朵白花，花心一点黄，像个小酒杯。单瓣的叫“金盏银台”，重瓣的叫“玉玲珑”。这名儿起得实在，金是那花心，银是那花瓣，玲珑是说它重重叠叠。比“仙子”具体。
福建漳州的水仙，后来出了大名。清朝康熙年以后，苏州那边种得少了，漳州顶了上来。漳州龙溪县的水仙，鳞茎长得特别肥大，花也多。人想出法子，把它卖到苏州、杭州，后来还出了洋，运到美国、加拿大。这是生意经了。一到冬天，花农起出球茎，装船装车，运到各地。北方人家，过年桌上要没盆水仙，就像少了点年味。水仙成了时令商品，跟北方的白菜、南方的橘子一样，到时候就得出现。
养水仙，有随性养的，也有精细养的。随性养，就是弄个碗，加点水，把球茎往上一坐，隔几天看看水少了就添点，放在窗台晒太阳。它自己会抽叶，会开花。叶子有时长得疯，高高的，绿油油一片，花倒藏在里头。这叫“叶里藏花”，有的人不喜欢，觉得不够精神。
精细养，就有讲究了。比如雕刻。这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清朝晚期就有了。用刀把鳞茎表皮划开，削掉一部分叶芽或花芽的包膜，让它受伤。一受伤，生长就不平衡，没伤的那边长得快，伤了的那边长得慢，或者歪着长。这么一摆弄，长出来的叶子就不再直挺挺的，会卷曲、扭转，像螃蟹的爪子，叫“蟹爪水仙”。还有更费工夫的，能雕出“金鸡报晓”“孔雀开屏”的样子。这是把活植物当成了雕刻材料，靠的是人手和算计。好看是好看，总觉着有点勉强，像是逼着这草演一出它不熟悉的戏。
控制开花时间，也是一门手艺。想让它在春节开，得算好日子。球茎买来，先放在阴凉处，算着离过年还有二十来天，再请出来水养。水温有讲究，太凉了不开，太暖了早开。白天晒太阳，晚上搬离暖气。有经验的老人，摆弄这些跟摆弄时钟发条似的，小心翼翼，就为了除夕夜里，那花刚好吐出第一缕香。这香，是冷的香，清冽冽的，不腻人，混在年夜饭的油气和鞭炮的火药味里，能杀出一条路来，让你鼻子忽然一醒。
文人爱它，是爱它的“清”。这清，是清寒，也是清高。冬天开花，百花都睡了，它独个儿醒着，一副不怕冷的样子。香味也清，不像栀子、茉莉那样泼辣，是幽幽的，要你静下心来才闻得到。颜色更清，白瓣黄心，干干净净，没有半点杂色。所以画画的人爱画它，不配大红大紫，常跟梅花、石头，或者一只铜瓶搭着。南宋的赵孟坚，画水仙出了名，白描，不着色，就靠墨线勾出叶子的翻转、花瓣的舒展，一看就是清苦书生案头的东西，跟富贵不沾边。
老百姓也爱它，爱得实在。过年摆一盆，图个吉利，“瑞雪兆丰年”，水仙那白花，也像小小的雪，摆在屋里，算是把吉祥请进了家。它的鳞茎像大蒜头，叶子也像蒜苗，但开出的花却这么脱俗，这反差，也让人觉得有意思，好像平常日子里，也能突然冒出点不平常的美。凋谢了，花叶萎了，那球茎也就扔了，不留恋。明年再买新的。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态度，不纠结，该结束就结束。
我见过最生动的关于水仙的场景，不是在书房，是在一个老城的花市。腊月二十几，天阴着，空气里是灰尘和旧年的气味。一个老汉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几个竹筐，筐里全是水仙头，沾着泥，圆滚滚、胖乎乎的，像一群刚出笼的馒头。他不吆喝，就抽烟。有人来问，他捏起一个，拇指在鳞茎上摩挲几下，说：“这个好，五箭花。”意思是能抽出五根花葶。买的人将信将疑，他也不多话。旁边一个老太太，提着刚买的一塑料袋球茎，跟同伴说：“回去拿清水泡上，正好赶上年三十儿。”话语平常，就像说“回去把米淘了下锅”。那一刻，觉得水仙从诗词歌赋、文人画里走出来了，走到了烟火气里，成了和春联、鞭炮、腊肉一样，过年必备的一件物什。它那点仙气，在这市井的嘈杂中，反倒显得更真实，是扎在泥土里、又能冒出清香的真实。
后来读到一段民国时候的记载，说鲁迅有一年冬天去朋友家，看见水仙，聊了半天这花怎么养、怎么药用。周瘦鹃母亲去世，他在母亲灵前供了三株水仙，写的诗也朴实：“移将阿母灵前供，要把清芬送九泉。”林语堂更直接，说觉得只有两种花香比兰花好，一是桂花，二是水仙，因为水仙是他老家漳州的特产，“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的纯洁”。你看，文人爱它，到最后，爱的还是它和故乡、和具体的人、和实在生活连着的那份情意。这就比空谈“仙子”要厚重得多。
说到底，水仙还是一株草。它从地中海漂洋过海而来，在江南的清水里扎了根，被文人写入诗画，被花农培育成商品，被寻常百姓请进家门点缀年关。它的历史，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外来的身世、本土的驯化、文化的附丽、世俗的应用。剥开这些，核心还是那颗球茎，遇到水就生长，到时候就开花，开完就凋谢。简单，又复杂。就像许多在中国活了很久的东西一样，你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什么，但它就在那儿，年年冬天，用一碟清水，开出白色的花，提醒你时节到了，该除旧，也该布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