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早市转了一圈，看到卖年货的很多，鸡鸭鱼肉、海鲜炒货和各种细菜，卖春联和灯笼的也不少，红红的一片，感觉年味儿已经迎面扑来。
总觉得年味儿淡了，因为有些年货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当然，春联和灯笼，一般只有在腊月时节才会上市。过去小时候的年味儿，除了炖鱼炖肉的香味儿，还夹杂着鞭炮的硝烟味儿，蒸馒头和黏饽饽的热气，收音机里传来的样板戏唱段，以及烟筒里蹿出的炊烟。其实，还有一种年味儿混杂着铜版纸和油墨的味道，那就是年画。现在又到了大年下，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买年画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腊月，地摊上并不大见卖年画的，买年画都得去新华书店。腊月的书店里十分热闹，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一边挤着，一边仰着脸踅摸。书店往往特意开辟出一块宽敞的地方，摆上栏柜，栏柜里面腾出狭小的空间，一条大案子上摞满了各式年画。案子上方，三面的墙上，包括横拴的铁丝上，年画儿挂得满满当当，一直挂到房顶。这些当然是样品，在每幅画的下角上，都用曲别针别着一张白纸条，上面用墨笔写着号码，相中哪几幅，就必须在扰攘声中高喊着报号，声音小了售货员听不见，好画儿就会被别人抢先，买不到得意的画，年好像都过不痛快。
什么样的画才是好年画，每个人挑选的标准不同。都说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好，可那是木版年画，唐山的书店并没有卖，书店里都是那种闪着光的铜版纸、紧跟时代的画。四外八庄的农人，进城买的年画大多是五谷丰登、鱼跃龙门，还有那种胖娃娃抱着鲤鱼，坐在莲花瓣上的画，叫作“莲年有余”。
上世纪七十年代，除了《井冈山会师》《毛主席去安源》等一些歌颂领袖的画，样板戏的剧照也占了年画的半壁江山，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等戏曲电影的剧照。犹记得，我家地震前挂的一幅年画，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最后大结局的剧照。但是那张画，由于是在阴森的威虎厅里，画面显得异常灰暗，那时我还年幼，早晨一睁眼就能看到，经常吓我一跳，所以印象极深。
小时候我是由姥姥照看的，而姥姥又极爱串门，所以见到了很多别人家的年画。老年人家里，年画大多是唱戏的，有白胡子老头划船的，落款是《秋江》；有一群女将都戴着雉鸡翎子的，英姿飒爽，那是《杨门女将》；有扮成猴脸的，那是《三打白骨精》；另外还有《楼台会》《谢瑶环》《拾玉镯》等等。那时候觉得那些古装画儿怎么都和金属玉石有关，而且毫无生机，实在让人喜欢不来，谁知道过了仅仅十来年，自己却对戏曲迷得要死。
孩子多的家庭，儿童题材的年画居多。如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背着枪、戴着红军帽在映山红中的剧照，动画片《小号手》吹军号的剧照，色彩缤纷，显得特别好看。如果家里有参军的或退伍军人，年画大多涉及军人题材，英雄人物的居多，如黄继光、董存瑞、罗盛教、雷锋等等。那时候有个儿歌，必会的，叫《革命故事会》，开头就是：“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金训华，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杨子荣，英雄事迹放光辉。”
直到我上了小学，作为班上的积极分子，我还会用过年大人给的压岁钱给班上买一两幅年画，寒假结束开学的时候贴在教室墙上。如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小英雄题材的。在我们教室黑板边上，有一幅《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身披白斗篷、手握驳壳枪的剧照，极有可能是我们班同学在家里顺出来的。我的一位同学的爸爸是影剧院美工，他家过年的时候就贴电影宣传画。满屋子不同时期的电影宣传画，印象深的国内的有《春苗》《决裂》《磐石湾》；国外的有《卖花姑娘》《宁死不屈》《侦察英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简直就像来到了电影院，羡慕不已。
年画的内容当然是紧跟时代的。在我的少年时代，风行的年画主要是“上山下乡”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后来还有“大干四化”的，另外还有积肥的、秋收的、拾麦穗的、兴修水利的等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当年的腊月，李连杰的功夫照成了俏货，尤其是《少林寺》相关的剧照，被人抢购一空，新华书店的栏柜被挤得地动山摇的，一些老套的年画成了积压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影明星的挂历又开始时兴起来，甚至作为单位的福利和送人的礼品，不过几年之后，挂历也被卷成了门帘子，装饰画又风行一时。年画终于没了影子，可我们全家过团圆年的画面，已经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