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婚算起，我已经第五次乔迁了。
虽然从130多平方米换成90多平方米，但从步梯房迁入电梯房也算是改善性刚需。作为在老宅已生活了20多个年头行将就木之人，我实在不想再次折腾了。但女儿同事对她的孝心交口称赞。对我的不解，她留下一句“若不习惯，明年再回来”后径自办理了暖气停供手续，然后像蚂蚁搬家似的，陆续搬走老宅的破烂家什，一切都木已成舟不容置疑了，我只能束手就范。
身为靠轮椅出入的八旬老人，一切只能任其随意处置。但书架上我收藏了几十年的书刊，却还牵挂于心，不忍随意任其沦为造纸厂的纸浆，于是冒着酷暑多次往返，请人帮助分拣打包。同这些陪伴我多年已布满灰尘的老朋友再次相见，重新过目，颇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那部厚重的《俄语大词典》，是1964年我入读军校之初，学校发给我们的最贵重的工具书。那些俄语教科书记录了我们数年求学的岁月，那从几块钱津贴费中挤出来订阅的俄语学习杂志曾是我们当年清晨黄昏最喜欢的读物。而那些各种版本的伟人选集更是那个年代天天读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它们随着我工作的变迁，从塞北到东北一路奔波，从地震废墟中辗转摆放上光鲜的书架。它们见证了书主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成了我人生旅程中一直陪伴在左右的最贴心的朋友。
读书人嗜书如命不足为怪，在无数本书的扉页上，购于某年月某书店的字迹，再现了一次次购书的经历和与书结缘的过往。捧起当年还视为禁书的精装版《金瓶梅》，记得还是时任报社副总编的尹先生特意为我这个刚入职的新记者购得的。后来得知老尹藏书甚丰，可是他故去后，其女曾道那些藏书可任人拿取。由此联想到近些年有些人视书籍如敝履，收废品者甚至书商收购旧书均论斤而估，偶见网上售书也多是不论薄厚，一块钱一本，令人不禁唏嘘。
有一年，老伴儿把大学用书和终身从事制药行业的专业书籍摆在一起，足有一人高，实在难以放上书架，无奈引来一个收废品者。此人颇为慷慨，无需称重，出价50元，看来人家对此出价还是高抬了。也难怪读书人的学历已贬值到如此不堪地步，书又能价值几何？此番搬迁悉心清理图书，本人仍是痴心不改，执迷不悟，对近千册藏书反复斟酌筛选，对每本高尔基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的书籍，仍是爱不释手。对书友自写的精心之作一本不舍，自认为今后难得一见的绝版书继续保留，而显然具有收藏价值的史料书刊肯定留给后人，至于我身后它们是否能够变现，不得而知。姑且不去想了，因为我左右不了这一大势。
那天，和“老朋友”诀别的时刻到了，眼望书商的车辆缓缓离去，我再也禁不住心中的万般不舍，竟掩面而泣。朋友善解人意，好言相劝：“就当是宠物送给了一个好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