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宏
国庆前夕，国歌一次次响起，我又想起今年春天那次昆明之行。
那是到达昆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从螺峰街步行向翠湖。短短的路上，朝阳暖暖，春风拂面。
沿着湖堤往公园深处走，过了九曲桥，进入西南岛，脚下的路就变了，路面上镌刻着一个个巨大的音符，就像是有人在地面上铺开了一段段的乐句。路旁，旅人蕉张开阔大的叶片，棕榈树一排排站立着。
路面上的乐句引领着我们，走向岛的深处——聂耳广场。
看见了，我们看见，“聂耳”就坐在那里。红色花岗岩基座上，“聂耳”身披外套，外套的褶皱凝在风里；右手垂膝，左手拉着衣襟，身子微微前倾。“他”没有动，像在思忖着一段还没有写出来的旋律。基座上刻着胡耀邦题词“人民音乐家聂耳”。
这座聂耳的坐像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1984年由昆明300多个单位、130万青少年集资，1985年7月17日落成。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滨溺水身亡，年仅二十三岁。1985年7月17日，同月同日，只是隔了整五十年。这个日子，从此在国人心里多了一层分量。
这尊坐像是昆明人民用心为他“托”起来的碑。这是石头的碑，而聂耳真正的碑，是他自己写下的歌。
我们来到时，广场几支业余的老年合唱队已经在演唱。乐器声、歌声从树荫下传出来，不知是谁起的头。这边的《卖报歌》刚落，那边的《毕业歌》又起；乐队刚刚奏完热烈欢快的《金蛇狂舞》，合唱队又高唱起铿锵有力的《大路歌》。
突然，所有的乐声、歌声都停住了。停了那么一两秒，一架手风琴拉出了第一个音符，紧接着全部乐器齐奏，国歌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来了。所有在场的人挺直了腰杆，不少人跟着唱起来。
在聂耳的像前，听到雄壮的国歌声，我也想跟着高唱，但我的喉头噎住了，只是以肃立的姿势表达心中的敬意。
“聂耳”静静地坐着。此刻，在和平的阳光下，人们以他二十三岁时写下的旋律向他表达敬意。写下那不朽的旋律时，他不会知道，这首歌会被一个民族唱九十多年。
离开翠湖，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国歌五华广场和聂耳故居。
国歌五华广场上，基座上的“聂耳”昂首向上，双臂高举，热烈而奔放，呼应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怒吼。
基座上摆放着由几条红领巾结成的一个花环，想必是少先队员表达的敬意；我们则将几枝白菊花敬献在“聂耳”的脚下。
广场一侧的文化墙上，朱德题写的“人民的音乐家”几个字还在。另一角的抗战胜利纪念钟，指针永久定格在1945年9月2日9时——日本投降签字的那一刻。看着那根停住的指针，我忽然明白：这在抗战烽火里写成的歌，正因为一个民族的胜利，才最终成为国歌。
从这个广场继续前行，穿过几条街巷就是聂耳的故居。聂耳自幼家贫，这个藏在街巷深处的故居是他父母当年租来的。小小的木楼，陡窄的木楼梯，一方十来平的小天井，楼上楼下四间小房，聂耳的卧室只有九平方米，这完全是普通人家的老宅。也正因如此，《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才格外有分量——它不是从殿堂里传出来的，是从最普通的百姓里长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大路歌》《卖报歌》才更加真实。
聂耳长眠在昆明的西山。下午，我们专门前去拜谒聂耳墓。
从海埂大坝眺望，西山从滇池水面直拔而起，峭壁在阳光中泛着凛然的金属光泽。尽管滇池波光粼粼，水鸟翔集，我们的脚步不为此停留。
我们搭乘吊篮缓缓上行，西山渐近，三清阁、龙门石窟宛如琼楼玉宇。
出了索道站，我们向下步行，不远就看到聂耳墓。在一片缓坡上，聂耳墓形如月琴，墓体上安放着汉白玉山茶花花圈，花圈上嵌着“1912—1935”的生卒年月，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绿树丛中，汉白玉的聂耳立像默然伫立。“他”凝眸远望，抬在胸前的右手，仿佛轻轻打着拍子。他来不及看到胜利，来不及听见自己的歌成为国歌，来不及老去。
墓墙的浮雕再现了中华儿女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抗战的场景。
风从松间过，发出轻轻的涛声；阳光透过松枝，在地面上投入斑驳的光影。我们都没有说话，面向“聂耳”，肃穆地站成一排，三鞠躬。
下山时，滇池的风还在吹。我回头望去，“聂耳”静静地伫立。一个只活了二十三年的年轻人，凭什么让九十多年后的我们为他驻足？因为我们一次次唱起的那首歌，就是他在二十三年生命中留给这个国家的绝唱。别人的碑立在土里，他的碑立在每一个唱着这首歌的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