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子
母亲是个孤儿。她八岁那年，父母撒手而去，留下兄妹四人——大舅十岁，母亲八岁，小姨四岁，小舅才两岁。大舅虽年长两岁，性子却木讷老实，撑不起门庭。生活的重担，便沉沉地压在了母亲稚嫩的肩头上。她错过了读书的学堂，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孩，可她用一双小手，硬是替三个兄妹撑起了一片漏雨的屋檐。
那些年岁，米缸比脸还干净。每到稻谷和番薯收获的季节，母亲便像一只觅食的雀儿，等别人收尽了地里的庄稼，她才挎着竹篮，一个人踩着湿漉漉的田垄去“捡漏”。有时走远了，去邻村的田里，天不亮出门，直到暮色四合才拖着疲惫的影子归来。饿了，就啃几口捡来的生番薯，涩中带甜；渴了，便俯身掬一捧溪中的流水，清凉入喉。她就那样，像一株野地里的荆棘，风里雨里，独自把四个孤儿一个不缺地拉扯大了。在那样物资奇缺的年代，其中的艰辛，怕是只有田埂上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才记得清。
为了照看兄弟妹妹，母亲嫁给了同村的父亲。因自幼营养不良，父亲的底子极薄，体质羸弱，动不动便晕倒。我记得清清楚楚，农忙时节，父亲曾三次昏倒在滚烫的田头，是母亲咬着牙，用那辆吱呀作响的双轮车，一步一步将他拉回家中。轮子碾过碎石，她的汗珠滴进尘土，那一刻，她不像个妻子，倒像个拉着全家
人往前挪的老牛。
父亲多病，干不了重活，母亲既要操持田地，又要喂养我们姐弟，家中常常揭不开锅。灶台冷的时候多，热的时候少，幸得大伯、二伯和姑妈家时常接济。母亲总念叨，她做结扎手术时，大伯送来三个鸡蛋给她补身子，她只舍得吃了一个，另外两个全煮进了我的碗里。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眼神里却漾着一种近乎愧怍的温柔——仿佛亏欠了我似的。母亲对我们子女，尤其对我，从来都是那样毫无道理的疼爱。
三年级那年，二伯将我转到城里读书。我家离村外的公交站有三里路，每个周日下午，我背着布书包离家时，母亲便提前挨家挨户去求有自行车的邻居，央他们捎我一程。若遇不上人，她便背着年幼的弟弟，陪我一步一步走着那三里黄土路。她一边走，一边絮絮地说：“咱家穷，你可要争气。就是砸锅卖铁，娘也要供你读下去。”到了站台，车还没来，她便立在风里，替我理理衣领，掸掸灰。等我上了车，她仍站在原地，目光追着车轮卷起的烟尘，直到车影缩成一个小点，拐过山坳，再也看不见了，她才转身。我坐在车窗边，眼泪常常不争气地滚下来，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读出个样子来，好让她的腰杆挺直一些。
母亲这一生多灾多难，可就是这样一个被命运反复捶打的女人，骨子里却藏着惊人的聪慧。她虽不识字，没进过一天学堂，对数字却有一种天然的敏感。那时家里穷，她常把碾出的米糠拉到陈垌圩上去卖，换些油盐针线回来。常有顾客欺她是乡下妇人，故意算错账，少给几毛钱。可母亲眼皮一抬，心算比算盘还快，当即指出来，对方反而红了脸。我们在家闲时也考她，随口报几道加减乘除，她总能不假思索地答出。我们问她怎生会的，她只笑一笑，不答，那笑容里藏着一份属于田野的、无师自通的智慧。
有母亲在，家就在。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回来，就有妈叫，家门就为你们开着。”中风之前，每逢我们回家吃饭，她总是颤巍巍地抢先盛好饭，舀好汤，一碗一碗端到我们面前。在她眼里，我们永远是她怀里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她添饭夹菜。近年来，她与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别送她去养老院。她说她怕孤单，怕那四面白墙里没人唤她一声“妈”。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我们再三保证，她才稍稍安心。如今她瘫痪在床，我们特地让二姐留在家里，日夜贴身照料。前几日我俯身喂她喝水，她忽然拉住我的手，嘴角微微翕动，含混却清晰地吐出三个字：“知足了。”
那一刻，窗外的斜阳正好照在她花白的发上，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金。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曾经捡过番薯、推过双轮车、算过米糠账的手，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就是这双手，托起了四个孤儿的命，撑起了一个多病的家，又把我送上了远行的路。母亲啊，你这一生，苦得像是老天故意写来考验人世的范本，可你却用最笨拙也最坚韧的方式，交出了一份满纸温热的答卷。
你知足了。而我，此生欠你的，又岂是一个“足”字还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