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火权
8月初，与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众多专家一道去茂南区羊角镇进行田野调查。在杨屋村委会三桥故城遗址，听取同行镇干部陈壮伟介绍他下乡时发现浮山寺诗碑的经过，又听了市博物馆原馆长陈朝晖介绍明代涂相浮山寺诗碑收藏入馆的情况以及研究诗碑的心得，这引起了我对浮山寺涂相诗碑的极大兴趣。诗碑从一通被遗弃在民间的铺路石板，到茂名市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这不由得让人发生感慨：识得者方知是宝，而要识宝，真要下一番功夫。
一、浮山寺涂相诗碑从流落民间到国家一级文物
据陈朝晖《明代涂相诗碑考释及文史价值研究》（《茂名日报》2026年8月6日论丛版）介绍，1982年在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普查人员在羊角乡间田埂上发现该碑。彼时石碑已遭弃置，沦为铺路石材，因征集工作未能及时推进，石碑自此下落不明。
镇干部陈壮伟回忆，2008年4月初，他在羊角镇杨屋村委会一带的三桥城遗址、浮山寺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在遗址旁边的田头屋村的一村民地院里发现一通巨大碑刻，联系到曾翻阅过的地方志书记载，发现这通诗碑与志书记载的浮山寺涂相诗碑相符，该碑当时被田头屋陈姓村民搬回家当垫脚石、洗衣板。
陈壮伟有比较丰富的文史知识，平时经常留意收集地方文史资料，他觉察到被弃置在农家小院的诗碑有文史研究价值，即联系《茂名晚报》记者陈兴海前来采访，并提供了相关素材。为了更好还原当年市文物部门收藏该诗碑的过程，我专门去茂名报社资料室，找到2008年4月10日《茂名晚报》记者陈兴海撰写的消息《羊角发现明朝古碑？当地村民希望有关部门进行鉴定》，消息中载，“据一位姓陈的古碑文爱好者表示，那是浮山寺诗碑，上面刻有明朝广东监察御史涂相的浮山寺诗五首。”消息中“姓陈的古碑文爱好者”就是陈壮伟，是他先发现并认识到诗碑的价值，并联系记者采访报道。消息结尾提到，“至于这块碑石是不是明朝浮山寺诗碑，村民期待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就是这样一条并不起眼的300余字消息见报之后，马上引起了时任市博物馆馆长陈朝晖的重视，消息发出当天，陈朝晖与市文广新局和博物馆相关人员，与记者陈兴海、报料人陈壮伟一道，来到诗碑收藏者陈伯家，着手做好诗碑收藏及搬运工作。陈兴海撰写了消息《古碑初鉴是明代文物，昨被运回市博物馆作进一步鉴定，捐献古碑村民获颁荣誉证书和奖金》（《茂名晚报》2008年4月11日），消息中说，“据古碑保管者陈伯表示，文革期间，村民曾把古碑当作村里的铺路石使用，不知道是一块有文物价值的古碑。”这真应了俗话，“识得便是宝，不识便当草。”消息还提到，“据当地村民透露，田头屋村旁山靠江（沙琅江）的江边曾有一座不知道名字的破庙，此碑立在该庙的正对面，碑文出自一位达官贵人之手。”
真是世事沧桑，500年的岁月变迁，人事代谢，曾经繁华一时的三桥城、那夏驿，已找不到任何踪影；连在地方志上曾经赫赫有名的浮山寺，也成了村民口中“不知道名字的破庙”。幸好，还有这通诗碑留存下来，记载了一段很有价值的历史，也记住了撰写了五首诗，并题写了碑刻书法的一个人——明代嘉靖年间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涂相。
自这通诗碑被收藏到市博物馆后，陈朝晖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诗碑进行拓片并开始研究，他与陈列部主任陈天游撰写了论文《古碑研究与诗文辨析》投到《南方论刊》，我当时在《南方论刊》担任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一读这篇来稿，便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便安排该文在2009年《南方论刊》第1期发表。
2008年以来，陈朝晖对浮山寺诗碑始终坚持深耕碑刻研究，充分挖掘其独特的文史价值。2015年，诗碑正式入驻市博物馆展厅公开展出；2021年，经广东省文物专家组专项鉴定，核定该诗碑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通曾被废弃为铺路石，曾作为农家的洗衣板，竟然有着这么大的文物价值，成为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国家一级文物之一。当年的收藏者陈伯、发现者陈壮伟、记者陈兴海，鉴别收藏入馆并不断深入研究的市博物馆原馆长陈朝晖，他们都是识宝者，都是让浮山寺诗碑重见天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有功之人。
二、涂相在浮山寺留下诗碑的背景及相关史迹探寻
以前听到浮山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浮山寺就在浮山岭下，原来并不是这么回事。这次与专家组一行到羊角镇实地调查，浮山寺及三桥城遗址位于羊角镇杨屋村三桥街村，当年曾经繁华一时的那夏驿（大陵驿）、三桥城、浮山寺等都没有留下任何地面痕迹，只留下一片废落的遗址，踪迹难寻，让后人在此发思古之幽情。
陈朝晖《明代涂相诗碑考释及文史价值研究》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诗碑征集及文献校勘过程，对碑刻诗文内涵及诗碑多元文化价值都作了比较详细论述。这通已历500年的诗碑，能够从被弃置在民间到核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有心人收藏、文史爱好者报料、文物部门重视以及专家鉴定等因素外，诗碑本身的文史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查阅相关地方志资料，结合浮山寺诗碑序言、落款，特别是诗的内容分析，可以了解到，碑刻上的五首诗的作者和碑刻书法，都出自涂相之手。诗碑落款“嘉靖五年仲夏月望后二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南昌东潭涂相书。”清楚地记载了诗碑书写时间是明嘉靖五年（1526）农历五月十七日，涂相是江西南昌人，东潭是他的字。诗碑的序言则交代了五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应“有司”（虽没有明确交代，应是高州府按察分司）的请求而把自己写下的五首诗，用楷、行、草三种字体书写出来，由“有司”刻碑，并竖放在浮山寺门对面显眼处。
经查阅明代的监察制度和涂相的生平，涂相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初授浙江新昌县知县，嘉靖五年（1526）以贵州道监察御史巡按广东，他担任的巡按广东监察御史虽然品级不高（正七品），但这是都察院系统“代表天子巡狩”，由皇帝敕令外派，属于临时差遣，一年一派，期满回京，这个巡按御史的权力相当大，职责是监察广东全省府、县官员、审录囚徒、核查案卷、访察民情等，大事上奏皇帝，小事可自行决断。就是省级大员布政使、按察使等，都要接受巡按御史监察。
涂相此次巡察，在碑刻的序言中有交代，是“事毕回省”，巡历工作已暂时得以放下。他从高州府城的古潘驿经浮山岭到那夏驿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五首五言律诗，诗句多是见闻和感触，开篇“漠漠古潘路，炎炎那夏途”，就把“自古潘驿至那夏漫成纪行诗五章”背景作了交代；“旅梦勤家国”、“涸辙有枯鱼”表达了忠君爱国，忧心民生的情怀；“心清正沼俱”、“不为逐浮名”体现了清正廉洁、自爱自励的风范；也有感怀身世，思念家乡的情愫，如“岁月催丝鬓”、“乡关万里迷”等诗句。正如广东省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意见所说，“该石碑是研究明代南粤古驿道、监察制度、文学作品、碑刻艺术的珍贵文物，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其自身的价值能够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重要因素。陈朝晖的论文对诗碑考释比较详细，这里不再赘述，但还要对那夏驿和浮山寺等作一些交代。
那夏驿，是明代高州府的一个重要驿站，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五·高州府”载，“自那夏驿东百里（注：实为70里），为电白县之立石驿，又六十里为肇庆府阳江县之太平驿，此为北达肇庆府之道。”涂相巡历高州等府，“事毕回省”走的正是这条经阳江北上肇庆然后回省城的路。当年那夏驿既是当地的一个大驿站，旁边又建有浮山寺、水月观音庵，还有三桥城。清光绪《重修电白县志》载，“水月观音庵在县西七十里三桥汛，明建浮山寺，在三桥水月观音旁。”明崇祯十三年（1640），广东岭西兵备佥事冒起宗（明末清初大名士冒辟疆的父亲）过浮山寺，曾撰写《浮山寺记》，这时距离涂相题诗已历百年，但驿和寺依然繁华，在他笔下，“浮山寺在茂名县之那夏驿，今易名大陵驿，耸立水滨，峨峨侍秀，冠盖车辙之所至，若拱若迎。”冒起宗对涂相的诗赞赏有加，但对和诗却少，带来一番感慨，“今抚怀濡翰，感慨系之。”驿站在羊角，当属电白县，怎么说是“茂名县之那夏驿”，冒起宗在末尾有一句交代，“驿属茂名地属电白”，这样在明代茂名县有两个驿站，即古潘驿和那夏驿，在崇祯年间已改为大陵驿，清初大陵驿被撤，改为三桥铺，清嘉庆年间三桥城被拆除，该城墙之部分砖石运至电城修补县城。如此一来，浮山寺慢慢败落，以至历经四、五百年风雨，曾经一度繁华的古寺，成为当今群众口中“不知道名字的破庙”，至1958年因修建方江岭抽水站被拆毁。
历史的风烟虽然远去，那夏驿和浮山寺都已不复存在，但因为那里曾经留下过涂相撰写的五首律诗，更关键的是留下他书写的碑刻，这为我们探究这段历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也让明嘉靖年间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涂相，在茂名地方文化史上留有一段史话。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