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会现场
文/图 记者 池榕 岑稳
近日，由茂名日报社主办的文化栏目“文学里的茂名”——潘康虎《冼夫人弈局定山河》新书分享会成功举办。茂名文学界代表及读者齐聚一堂，围绕作品的创作历程、冼夫人形象塑造以及女性力量等方面展开深度交流。这部以南北朝乱世为背景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不仅生动再现了冼夫人“唯用一好心”的传奇故事，更让这份根植于高凉大地的“好心精神”，在茂名本土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与情感回响。
潘康虎：
我与冼夫人的不解之缘
（工商管理博士，广东海尚传媒集团创始人。身兼资深媒体人、非遗传承人、出版人、音乐人、策划人、作家、导演等多重身份，在商界与学界均卓有建树。现任广东省文旅商业联合会会长、暨南大学EMBA文旅产业联合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产业联合会主席等多项社会职务，同时受聘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实践导师、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我与冼夫人文化的缘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年少时的懵懂初识。我出生在电白七迳镇米粮村，13岁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跟随伯父到高州寄读，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冼太庙”。我的伯父是高州文化局的工作者，也是冼夫人文化的研究者和剧作家。当年，茂名粤剧团排演了他创作的粤剧《冼夫人》，我还作为学生观众去看过。但那时年纪小，对冼夫人的伟大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正如我常说的，年少不懂冼夫人。
第二阶段，是成年后因工作而生的震撼与触动。2016年起，我多次组织并带领“冼夫人文化海外行”交流团，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地。在马来西亚，我看到了规模宏大的冼太庙，以及当地华人对冼夫人精神的虔诚传承。我了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华人在复杂的族群矛盾中地位卑微、生活迷茫。正是从家乡高州冼太庙引来的香火，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慰藉和信心。冼夫人信仰成为了海外茂名籍华人的精神象征。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冼夫人文化跨越时空的强大感召力，也让我萌生了传播这一文化的想法。
第三阶段，是创业迷茫中的创作觉醒。2020年，我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茂名，只身前往大湾区创业。从安逸到艰辛，巨大的转变让我一度陷入迷茫，甚至彻夜失眠。期间，我与冼夫人文化研究专家何火权多次长谈。他不仅向我讲述冼夫人的故事，更鼓励我创作一部小说。2024年，在暨南大学的学业告一段落，佛山的公司也步入正轨后，我终于有了安静的时间。我重拾写作，开始了长达八十二个日夜的伏案创作。我常常从晚上九十点写到凌晨五点半，白天则用来补觉。
初稿完成后，何火权老师给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鼓励我继续打磨。此后，我又花了半年时间沉淀，并根据意见推倒重写了部分内容，最终经过出版社数月的编校，这部作品才得以面世。坦诚地说，这部作品并非完美之作。我并非专业作家，书中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我原本设想将故事聚焦于冼夫人收复海南等更具冲突性的情节，但因个人能力有限，未能完全实现。
作为一名在商界打拼多年的跨界人士，我将自己对商业、社会乃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察与思考，适度融入到了小说的情节设计中，但始终坚持“以历史为实”的原则。尽管对作品仍有遗憾，但这次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学习过程。我特别感谢何火权等师友的鼎力支持，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张慧谋：
茂名文学的突围与底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获奖者）
我想起有位作家说过一句很让茂名文学界深感无奈与揪心的话，他说茂名作家的作品一直过不了岭南，进不了北京。但不久前，潘康虎先生带着他厚重的新作《冼夫人弈局定山河》，不仅跨过了岭南，更走进了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高规格的新书发布会。现场有《中国作家》原主编、著名作家、翻译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等文化界、传媒界的嘉宾，这标志着我们茂名文学终于有了底气。
这本书虽有些许不足，但总体获得了专家的认同，我也认同。回想多年前的一次活动，国内名刊的主编与名作家到电城冼夫人故里采风，竟有作家问“冼夫人是不是冼星海的夫人”，这让我深感无奈与痛心。后来，我曾策划过一份详尽的冼夫人文化选题报告，却因上级部门对冼夫人文化缺乏了解而被搁置。如今，康虎先生用这部作品，一举弥补了我内心的这两大遗憾，也为茂名文学立起了新的高度。
翻开这本书，康虎先生用散文化的笔触，将一千多年前黄昏下海上金红色的波光渲染得恢宏大气，开篇便引人入胜。书中对战后士兵围坐篝火、以草地为席的生动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读者在这里不仅能读到精彩的故事，更能品味到极具魅力的诗意语言。
康虎先生不仅是书写者，更是冼夫人精神的践行者。他多年来奔走各地，为传播冼夫人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本土文学界的同行，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是惊喜，更是深刻的启示。一部好作品不能浮躁，康虎先生耗时耗精力打磨此书，背后更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足迹与沉淀。这启示我们本土作家，必须把心沉下来，把脚步踏在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地写出有分量、有影响力的作品。
何火权：
在“史实还原”与“艺术虚构”之间找到平衡点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多年来，我致力冼夫人文化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而把研究成果为文学创作所利用，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作者在后记里讲得比较具体，我确实是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研究成果全面地与作者进行了交流。当年的随机谈话，作家写出了这样一部好作品，这没有料到。印象最深的是，我说写历史题材小说，史书上有的，可以大写多写，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在符合历史场景和人物性格的条件下，也可以虚构，可以写得生动。如果没有虚构，便很难写出有影响的小说，有影响的影视、戏曲等作品。这部小说以“史实搭骨架，虚构填肌理”的路径完成文学转化，最大亮点是严守史料边界，在历史留白处合理进行文学创作，实现历史研究与文学叙事深度融合。
小说重点在刻画人物形象，主要人物一定要立得起来，这部小说才是成功的。冼夫人维护国家统一、爱护人民、智勇双全的人物形象，创作做到遵循史实，再通过艺术虚构补充细节、情节，让人物摆脱单薄的史料符号，变得立体可感。第一，以临危接任部族首领，凸显少年智勇与为民初心；第二，以全力支持陈霸先平叛，彰显坚守大一统的家国立场；第三，以治理岭南、开拓海疆、平定海南叛乱等情节，融合爱民与大智大勇。
此外，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为冼夫人文化传播提供全新大众文学载体，助力冼夫人文化IP建设，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幅扩大冼夫人文化在全国的知名度。第二、丰富传播载体，完善冼夫人文化品牌矩阵。当前冼夫人文化已有电影、电视、戏曲、纪录片、文史著作、文旅景区等载体，茂名本地作家创作的冼夫人题材小说已有4部，都在不同角度来宣传冼夫人。《冼夫人弈局定山河》有自身的特点，既不过分拔高冼夫人，没有把她写成能飞天遁地，无所不能，也没有全部按正史刻板叙事。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后续再利用微电影、微视频，打造文化IP，这对打造冼夫人品牌会产生更大作用。第三、以通俗叙事面向更广泛读者，常态化宣传“唯用一好心”精神。小说跳出专业学术圈层，降低阅读门槛，青年学生、外地游客、普通市民无需深厚史学基础即可读懂。
潘永辉：
冼夫人强大的女性力量从何而来？
（哲学博士、文学教授。曾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主任、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今天用女性主义视角去研究和创作冼夫人题材，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冼夫人研究的学术方面，或者文学创作方面打开一个新的视角。
我在给学生上文学理论课时，曾故意出过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你是女性？”我们当下的身体结构、穿衣打扮和心理特征，似乎足以证明性别。但如果把“女性”这个概念按时间倒流，推回冼夫人那个年代，甚至更古老的母系氏族公社，女性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恐怕截然不同。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过去，往往会产生错位。
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根植于其对立性、二元性的思维传统。从唯心与唯物、主体与客体，到上帝与凡人，西方文化中的关系往往是紧张的。波伏娃曾提出一个核心命题：“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西方女性主义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严格区分，认为社会性别是男权制度与文化体系后天规训的结果。相比之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则大相径庭。我们世代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与天地水土和谐共处，讲究“天人合一”。《周易》中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谐一体即为道。这种思维体现在男女关系上，便是“男耕女织”“琴瑟和鸣”“相敬如宾”。我们追求的是心平气和与大团圆的心理结构，而非西方那种剑拔弩张的对立。这种和谐的哲学基础，必然会影响到冼夫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她建设这方水土的思路。
冼夫人这样一个杰出的巾帼英雄形象，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我认为，要理解她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至少需要从三个维度的结构来剖析：
第一是中原文化结构。毫无疑问，中原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具有强大的魅力与主导力量。冼夫人非常开明，她积极接受了儒家文明的洗礼，将家国天下、忠君爱民的观念引入岭南。
第二是俚人部落的社会结构。冼夫人所在的俚人部落，在当时可能还保留着母系部落的某些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男女界限并不像中原那般森严，女性受到相当的尊重。这为冼夫人施展才华、发挥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第三是冼夫人自身的心理结构与天分。除了后天的文化熏陶与社会环境，冼夫人本身具备极高的天分。她的格局、视野、认知与情怀，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如果没有这些内在的卓越特质，仅靠后天规训，很难成就如此伟大的历史人物。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冼夫人的形象并非单一维度的产物，而是中原文化、俚人社会结构以及她个人卓越天分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这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具深度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