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耀奇
记忆中的端午节，与书上写的、大人们后来讲的那些，似乎不是同一个节日。那里面没有屈原，没有《离骚》，没有龙舟竞渡的喧天鼓响，也没有粽叶飘香的仪式感。有的只是竹篾的青涩气味、旧报纸上模糊的字迹、豆芽在铁锅里爆炒的馨香，以及黄昏时分，那根被火苗缓缓烧断的风筝棉线。
那时的端午节，是属于孩子的。
节日前好些天，村里的伙伴们便开始蠢蠢欲动。最能耐的是那几个会做风筝的大孩子，我们便围过去，跟着学。先要钻进屋后的竹林，挑那根笔直修长的竹子砍下来，劈开，再剖成细细的竹篾。小刀在手里总是不听使唤，常常刮破了手指，但谁也不在乎。竹篾要刮得匀称，厚了重，薄了软，全凭手感。骨架搭起来，是小巧燕子鸢还是昂首挺立的八角？是单调咸鱼头还是诗意挑担月？全看各人的手艺和胆量。
我学做过最简单的“咸鱼头”，四四方方，笨头笨脑，摇摇晃晃，却也是我的宝贝。糊纸用的是家里攒下的旧报纸或废旧书本，浆糊是米粉调的，稠了推不开，稀了粘不牢。总归是糊上了，歪歪扭扭的，像穿上了一件皱巴巴的衣裳。那些高手做的蜈蚣风筝，一节一节连起来，几十个圆片串成长长的一串，画上眼睛，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只有羡慕的份儿。
端午那天，午饭后是最快活的时辰。村子中央的晒谷场上，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有人托着风筝头，有人拉着线跑。起风了，线绷紧了，托举的人一松手，风筝摇摇晃晃地升上去。“起来啦！起来啦！”我们仰着头喊着，看着那笨拙的纸鸟渐渐变小，变成天边一个小小的黑点。那些安了弓弦的风筝，在半空中发出嗡嗡的响声，像蜜蜂在云朵里筑巢。一长串挑担月或蜈蚣，在高处摇曳舞动，远远望去，像是天上有条龙在翻身。那一刻，心里胀满了说不出的得意和欢喜。
可是这样的欢喜，是过了端午就要收场的。大人们说，风筝不能一直放，野外跑多了，会踩坏庄稼。这话我们听了，多少有些不情愿。但规矩就是规矩。端午节的黄昏，是告别风筝的时刻。我们拿一根纸媒子卷实点着（吹熄明火），绑在靠近风筝线端，风筝放得高高的，放到天几乎够不着的地方，纸媒火在慢慢舔着线，线一点一点地焦黑、变脆，终于“啪”的一声轻响，断了。
风筝像是突然没了牵挂，在天边晃晃悠悠地飘远，越飘越小，最后融进了晚霞里。围观的人群发出一声声轻轻的叹息。那叹息里有惋惜，也有释然。我们的童年，好像也跟着那只风筝，飞走了很远很远。
除了放风筝，端午节的重头戏，便是中午那一顿了。那时候物资匮乏，家里没有大鱼大肉。但母亲总有办法让这一天变得不一样。提前几天，她便把青豆泡上，放在水缸边的沙土里，天天洒水，捂得严严实实的。到了端午那天早上，揭开沙土，黄豆芽已经长得白白胖胖，根根精神。
父亲去墟市上买回一两个霞洞豆饼，那是我们当地的特产。豆饼煎得两面金黄，外焦里嫩。豆芽下锅爆炒，加一点点盐，再加入煎好的豆饼，翻炒几下，香气便窜满了整个灶间。那一盘豆芽炒豆饼，黄是黄，白是白，油汪汪的，在当时已经是顶好的菜肴了。偶尔，碗里还会多出一两片猪肉，那便是意外之喜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得心满意足。
饭后还有一道仪式。母亲会从院子里摘来黄皮叶、柚子叶，和艾草一起煮一大锅水，晾到温热，把妹妹抱过去洗澡。一边洗，一边嘴里念叨着什么，大约是求神保佑孩子无病无灾、快高长大的话。水汽氤氲里，那些含糊的词句听不清楚，但母亲掌心温热的水流，和那些青草的气味，至今还留在记忆里。
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不耐烦这个。饭碗一丢，便溜出门去了。胆大的几个，约着跑到浮山脚下的爆石湾，或者干脆下到沙琅江里。江水凉丝丝的，我们竟敢横渡那开阔的江面，游到对岸再游回来。现在想起来，真是险象环生。但那时候，无知者无畏，只觉得痛快。
说来惭愧，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端午节和屈原有什么关系。书上没怎么讲，大人也不提。家里没有包粽子的食材，也没有那个习俗。怀念屈子、包粽寄意，是后来长大以后的事情了。
如今回头看，那个简朴的端午节，虽然没有诗书的厚重，却有土地的体温。风筝飞走的黄昏，豆芽炒豆饼的香气，母亲口中含混的祝祷，还有江水里扑腾的无畏——这些细细碎碎的片段，拼成了一个孩子对节日最原始的理解：节日是用来动手做的，是用来奔跑、期待和告别的。
那些亲手做的风筝，终究是飞远了。只是偶尔在梦里，还能听见它们在半空中发出嗡嗡的回响，像一个遥远的、不肯醒来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