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锦英
今日大年三十，立春刚过，天气乍暖还寒，夹杂着厚如牛毛的细雨。
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和娘就骑着电动车从城里赶回乡下老家做年。娘裹得像粽子一样坐在车后，风雨从四面八方袭来，我能感觉到她的哆嗦。
在我们这，做年主要包括祭奉祖宗、拜神、贴对联、供粺等等，这里里外外全是活儿，娘都一人操办了，我只负责贴对联，谁叫俺身高一米八二呢！在班里，同学们都戏称我“姚明”。
我站在门楼里，揉搓着被寒风吻得僵硬的手，从包装袋取出对联，一张一张地铺在大长桌上。我们家的春联每年都由村委会赠送，因为我大伯在部队当兵。在我们村，凡是有人当兵的家庭都被称为“光荣之家”，每年春节前，村委会赠送春联和红包，作为对革命之家的慰问。有几个门就送几副对联，其中指定贴在大门的一副是这样“横幅：光荣之家；左右两边分别是：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这些对联用的是加厚万年红洒金纸，表面点缀着金色的星点，既高大上，又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更宝贵的是，字是莫老爷题写的，他是我们这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平日里他可是一字难求，如今看着他写的八副对联，真让我大饱眼福！
我正准备在背面扫糨糊，二伯回来了。他拎起对联一看，阴沉着脸说：“今年不能再贴这些了。”命令我收好放回原装袋。我不解地问他，二伯，咱家不是年年贴这个吗？咋不让贴了？
他没有回答，反问道：“你娘呢？”没留空隙儿给我作答又扯着嗓门喊：“玉！玉！”
我正在想是不是有比这更好的春联了呢？娘就应声从后院走了过来：“哥，您回来了。”
二伯黑着脸：“叮嘱过你别再要这些对联的。快上城另买去。”
娘扯着衣角，赔着笑脸：“哥，就再贴一次吧。这年来月尽的，上城也不一定买得到。”
二伯挑鼻子瞪眼：“哪门子话？”
娘不敢吱声了，裹上大衣，戴上头盔，骑车上城去。我把对联装入袋子，小心翼翼地整摆成原模原样，放在柜台上。原来没有更好的对联！那为啥不让贴呢？难道是莫老爷得罪二伯了？早就听说他俩经常一起下棋，因为水平相差不大，偶尔还吵架。我好想问二伯，又不敢开口。在我们家，人人都怕他。撇开市长这一身份不说，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加上一身躁脾气，他说东，我们就不敢往西。
一个小时后，娘回来了，她只买到七副对联，还差一副堂屋的。她说街上冷冷清清，商铺都关门了，幸好找到一个摆地摊的。我知道娘已经尽力了。谁家对联不是提前准备？有的人甚至提前一个月买好呢。卖对联的也不会“守株待兔”，为了几个碎银而守在空荡荡的街上。
娘为难地说：“哥，要不咱就用上一副吧。”
“用一副和用八副有啥区别吗？”二伯不同意，皱起了眉头。
“那咋办呀？”娘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要不我上别家看看有没有多的。”边往外跑边叨叨：都怪我，我。
我爹三兄弟，两个伯母都是财供人员，常年在外工作，很少回村。逢年过节，家里的大小活儿，全落在我娘一人肩上。我心疼娘，在肚子里埋怨起二伯来：就算你和莫老爷结再大的怨，也不能拿对联出气呀！害得我娘东走西借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娘还没回来，估计是挨家挨户地问去了。周围陆陆续续响起鞭炮声，二伯也着急了，在走道来回踱着步。按照我们的风俗，要在晌午前贴好对联，放鞭炮迎接新年的到来。
娘两手空空地回来了，问遍了大半个村子也没借到。想想这几年经济萧条，大家都精打细算，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会买多呢？娘表情复杂地望着二伯。二伯拿起柜台上的对联递给她。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同意贴上莫老爷那万年红洒金纸。不料他却说：“你赶紧把这个和红包都退回去吧，不能留着过年。”
娘接过对联，羞红了脸，一直红到脖颈上。我听得一头雾水。
二伯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先贴吧，堂屋缺的那副我来解决。”说完急匆匆出去了，没顾着打伞。
二伯走后，我问娘为啥要退了？娘说，今年大伯转业回地方了，我们已不再是光荣之家。村干部不知情，依然送东西过来。“都怪我贪心，想着反正是公家的，不拿白不拿，就拿了。真是自作自受！”
娘还对联去了。我贴到第七副时，二伯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卷轴状的对联。我高兴地接过来铺开，普通红纸上扭扭歪歪地写着：祖德流芳，祖宗功德流芳远，子敬孙贤世泽长。我问他哪来的？他说自己写的。说完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大伯不回家过年，他在离我们一千公里远的地方。我爹在外地给人开货车，吃斋饭时他才回到家。见他端详着堂屋歪歪斜斜的字，我就偷偷跟他讲了对联的事情。“不就几副对联和几百元吗？二伯太小题大做了。”我有点偏向娘。
爹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你二伯做得对，你呀，真该好好学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