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
稿费是对作者付出劳动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物质性报偿。我作为业余作者，“投稿史”已过了60年，同稿费打交道也就60年了。60年来，我投过多少篇稿，登过多少次报，领过多少次稿费，已经无法细算。不过，有几件与稿费有关的往事，虽经几十年时光的淘洗，依然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稿费，当然是第一次稿费。那是1965年春，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那年1月31日的上海《文汇报》，登出了我写乡愁的散文诗《春节短歌》（三章）。第一次收到的稿费单写着10元钱。作为靠助学金生活的一位大学贫困生，这可算是一笔“巨款”。我到街上花4元钱买了一双蓝色解放鞋，又到书店用1.10元买了一本《1959—1961散文特写选》，至于余下的钱是怎样花的倒记不得了，而让物质与精神都得到了极大满足的这件“大事”，却怎样也不会忘记。
后来是没有稿费的十年。那时许多报刊都停刊了，更谈不上稿费。到了七十年代初，虽然一些报刊逐渐恢复，但仍然不发稿费。1972年我在《广西日报》发表《矿山人物》（三章），得到的回报是一张报纸。1974年我在《广西文艺》两次发表散文诗，那时发的是“纪念品”，一本小笔记本，蓝色塑料外皮，上面印着《广西文艺》的字样。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恢复稿费制度，那是70年代后期的事了。
最有趣的一次稿费，是1980年在北京。那年“五一”节，《工人日报》发表了拙作散文诗《幸福的人们》（三章）。（很巧的是《人民日报》这天也发表了我的散文诗《闲不住》。）当时我是广西平桂矿务局工会宣传部干部，作为广西代表团的创作员及幻灯手，正在京参加全国职工曲艺调演，住在工人体育场宾馆。当天《工人日报》是送到调演大会的，我因参与大会评论组的活动，于是一天两见报的事很快就传出去了。第二天，《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诗人王恩宇上门找到我，当面祝贺的同时，让我索性就把稿费领了。还说按稿费标准本来是10元的，编辑们按好稿给打了12块。说着，王恩宇老师就摊开他的笔记簿，让我签字当场领取了现金。于是，就这样留下了在编辑笔记簿当面领取稿费的佳话。
领取稿费的方法，几十年来也有了不少变化。传统的做法，是报刊社通过邮局寄来一张汇款单，我就带着身份证到邮局（后来是邮储银行）签字领款。大概20年前开始，投稿时要附上银行账号，有稿费直接打到存折上，就不用再跑邮局。近年来又发展到通过手机微信发稿费，就更方便了。
来得最快的一次稿费，发生在去年春天，它比见报消息更快。一天下午，我的手机在充电。老妻听到提示音，告诉我：来了一笔稿费，但不知是哪里来的。我一看，是我关注了的苏北一家晚报副刊的公众号。想起几天前曾第一次给它投过一稿，难道那么快就见报了？我当即上网，只查到上一天的报纸。这家晚报的数字报是隔日才上网的。第二天，我终于见到了报纸的版面，拙稿《穿衣问题》赫然在目，事情得到了证实。
即是说，这家晚报的稿费是与作品一齐“出笼”的。甚至它的稿费是比作品更早被作者知道的。也许发稿费最快的报社，就非它莫属了。发稿费快到这种程度，有谁能及？有谁不服？
用发稿费作为通知作者的方法，堪称为一种创新，或说一种创举。能做到如此尊重作者、理解作者、关爱作者，也可说是关怀备至了。这件“先见稿费后见报”的新鲜事，可算是数字时代的一件“稿费新闻”。
各家报刊发稿费有快有慢，这没关系，有得发就行了。写作不是为了稿费，我与许多人一样，即使没有稿费也是乐此不疲的。有些“内刊”，申明没有稿费，我与许多业余作者一样，也会积极投稿。
回顾几十年来有关稿费的往事，仿佛看到了社会在曲折前进中的一些侧影。60年来，有关稿费的许多见闻都已“忽略不计”，不过这几件有代表性的轶事，似可作为“保留节目”记在心中，于是我就用这篇短文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