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本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体制下的秋日，总绕不开“交公购粮”这件事。生产队将收割的稻谷晒得透干，便要按数往公社粮站送，那是土地的收成，也是农人的本分。这段记忆，像粒埋在岁月深处的饱满谷种，风一吹，满鼻都是清润的稻香，连时光都跟着软了下来。
我打小就跟着父母亲纳粮，那份清晨的忙碌，刻在骨子里。天还没亮透，窗外就传来父亲扁担“吱呀”的试音声，我总被这声音叫醒。揉着惺忪睡眼出门，父亲已挑好两只箩筐，新谷装得满满当当，扁担深深压进他宽厚的肩膀，勒出一道浅痕；母亲挎着军绿色水壶，手里攥着油纸包，里面是裹了咸菜的干粮；我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小步子踩着晨露，鞋尖沾着细碎的草屑，跟着往公社粮站赶。
乡间小路上早已满是同路人，板车碾过石子，“咕噜”混着“吱呀”，是最实在的伴奏；扁担压着重量，“咯吱”声此起彼伏，藏着各家的收成；大人们走在一块儿，聊今年的雨水多足，说那块田的谷穗更饱满，闲话顺着风飘远。这些声音凑在一起，成了独属于秋日清晨的曲子，听着就觉得踏实。
粮站里早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大门一直蜿蜒到晒场边。验粮员是最受关注的人，他随手抓起一把谷粒，摊在掌心翻来覆去看干度，再捏几颗放进嘴里，“咯嘣咯嘣”嚼着，听脆响辨饱满。父母亲就站在旁边，眼神紧紧跟着他的手，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合格”两个字稳稳落下来，才慌忙掏出帕子，擦去额角沁出的汗。
我最盼的，是粮食过磅的时刻。父亲将箩筐抬到磅秤上，待秤杆平了，再把箩筐倾斜——金黄的谷粒“哗啦啦”倾泻而下，顺着溜槽落进粮仓，扬起的细碎尘雾裹着晨光，像有人从天上撒了把碎金，晃得人眼晕。更让我惦记的，是纳完粮后，父亲会带我去公社街上转一圈，看商店玻璃柜里摆着的日用物品，听市场里卖“虾堆”的小贩扯着嗓子叫卖，香味飘得老远，我忍不住咽口水。最后，父亲总会在公社食堂，给我买一碗肥肉青菜汤。纸一样薄的肥肉浮在汤面，咬一口，油香瞬间漫满口腔，满身的疲惫都跟着散了，那滋味，是童年里难得的“爽”。
等我读了中学，放假回家，父亲便有意让我跟着纳粮，说是锻炼。我年纪小没力气，只能挑三十来斤的粮担，跟着乡邻爬山越岭走十多公里。没走一半，就喘得像拉风箱，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疼得直咧嘴。第二天醒来，腿酸得根本爬不起床，父亲看着我龇牙咧嘴的模样，只好无奈地放我一天假。
有次走在田埂上，脚下一滑没稳住，我整个人摔在泥地里，箩筐翻了，稻谷撒了一地，颗颗都沾了泥。我蹲在原地，看着散落在田埂边的谷粒，慌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怕父亲骂我。可他没骂，只是蹲下来，捡起沾了泥的谷粒，用袖子擦了擦，再放进箩筐里，捡完了，才拍了拍我身上的泥，说“没事，往回挑，慢点儿走”。打那以后，父亲再让我送粮，便不用箩筐，改成了结实的麻袋，他说“这样就算再摔跤，粮食也不会洒了”。那时送粮虽累，肩膀的酸痛好几天都消不了，但每当看着新谷过磅、顺利入库，心里却莫名生出几分惬意——我也能给国家作一份贡献了。
后来，农村落实责任制，日子慢慢好起来，父亲纳粮也不用再肩挑，改成了用自行车驮，麻袋绑在车后座，稳稳当当，十多公里的路，省工又省力。再后来，一个消息传遍了乡村：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不用交了。乡亲们都围在大队部的广播底下，反复听着这个消息，有人激动得搓手，有人特意回家，翻出珍藏多年的纳粮收据。指尖轻轻摩挲着泛黄发脆的纸页，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可眼里的感慨，却藏都藏不住。
如今再回故乡，当年热闹的粮站早已改作了商铺，卖起了日用百货；晒场边的风柜，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再也转不起来；父亲当年挑过的那根扁担，也静静靠在老屋的墙角，木头早已泛出深褐色的光泽，成了落满回忆的摆设。
那些年的晨露、晒场的热浪、粮站的长队，还有肩膀上硌出的酸痛，都随着纳粮制度的落幕，渐渐远了。但藏在谷粒里的质朴与担当，土地教给农人的坚韧，却从没消散。就像父母亲常说的，当年交公粮，是帮着国家建设；如今免了粮税，是国家富强了，反过来疼惜农人。
这一条纳粮路，一头连着过去的艰辛与奉献，一头牵着今日的安稳与静好。而那些关于谷粒、扁担、肥肉汤的细碎记忆，终将成为一代人心里，最鲜活、也最珍贵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