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精
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以血泪为墨，照亮沉郁的时代。杜甫，便是这样一位用诗笔书写家国忧愤的伟大诗人。他的忧愤情怀，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史诗，亦是穿透千年的人性呐喊，既刻着时代的苦难沧桑，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悲怆。
一、盛世微光里忧患萌芽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心中早早种下忧国忧民的种子。他在年少时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稚气的诗句里，已然藏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国家命运懵懂的关注。这份关注并非空穴来风，盛唐的繁华之下，土地兼并、边疆战事的暗流已在涌动，少年杜甫虽未亲历疾苦，却已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生发出对家国的天然责任感。
青年时期的杜甫，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踏上漫游四方的征程。他游历齐赵，饱览山河壮丽，登顶泰山时写下《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意气飞扬，满是少年的豪情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不仅是对泰山巍峨的赞叹，更暗含着诗人渴望登顶政治高峰、实现济世理想的雄心。彼时的杜甫目之所及尽是大唐的繁华昌盛，心之所感却又有繁华背后的隐忧。在漫游途中，他眼见社会的贫富差距——洛阳城内朱门酒肉飘香，与郊外农家糠菜充饥形成对比；他听闻边疆战士戍守之苦，与长安权贵夜夜笙歌判若云泥。这些见闻如种子入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便成为日后忧愤情怀的源头。此时的杜甫，尚未经历磨难，诗中的情怀还是以“壮志”为主，忧思只是潜藏的底色，却已为他一生的创作定下了“家国为先”的基调。
二、长安十年的清醒与呐喊
杜甫来到长安，怀着满腔热情与抱负，渴望得到皇帝赏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长安十年，他四处拜访，投赠权贵，却始终未谋得一官半职。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直白地写下自己的处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十年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沦为寄人篱下的寒士，尝尽人间冷暖，看透世态炎凉。
在漫长的等待中，他对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有了更深的认知，目睹权贵的骄奢淫逸，看清他们为一己私利漠视百姓死活的嘴脸。心中的无奈与愤懑，渐渐沉淀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他不再执着于个人仕途的得失，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以诗为刃，揭露社会疮痍。《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如同一把利剑，直刺社会的痛处，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剖露在世人面前。这句诗的震撼力，源于杜甫亲身的体验——他在赴奉先县探望妻儿途中，目睹路边因冻饿而死的百姓，而不远处权贵府邸，正传来宴饮的丝竹之声。这强烈的对比，让他的忧愤不再是文人的空泛牢骚，而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血泪控诉。在同一首诗中，他还写下“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以自身的“酸辛”反衬普通百姓的“骚屑”，体现出他对底层人民的共情与悲悯。长安十年，是杜甫人生的低谷，却又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他的忧愤情怀从“潜藏”走向“显豁”，从个人理想的失落升华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
三、离乱岁月的诗史长卷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彻底改写了大唐的命运，也将杜甫的忧愤情怀推向顶峰。叛军攻破洛阳，占领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杜甫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一度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他身陷敌营，目睹京城的残破与百姓的苦难，写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山河依旧，却是满目疮痍，花开鸟鸣本是赏心乐事，在诗人眼中却成了“溅泪”惊心”的诱因。“国破”与“家亡”的双重痛苦，让他的忧愤充满了切肤之痛。“烽火连三月”写尽战争的漫长与残酷，“家书抵万金”道尽乱世中亲情的珍贵，短短四十个字，将时代的苦难与个人的悲怆融为一体，读来令人扼腕。
后来，他冒死逃出长安，追随唐肃宗抵达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可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在官场屡屡碰壁，更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赴任途中，他踏过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看到百姓在苦难中挣扎的惨状，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三吏”与“三别”。这六首诗，是杜甫“诗史”特质的集中体现，他以客观的笔触，记录下战乱中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新安吏》里，“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官吏强征未成年的“中男”入伍，百姓的悲痛与无奈跃然纸上；《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官吏深夜捉人，老妇被迫应征，“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对比，将封建统治的残暴刻画得入木三分；《新婚别》里，新婚燕尔便要分离的夫妻，“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的诀别，道尽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无家别》中的士兵，返乡后却发现“故里但蒿藜”，无家可归的他只能再次从军。
“三吏三别”没有激昂的呐喊，却以最朴素的语言，道尽最沉重的苦难。杜甫的忧愤，在这些诗篇中不再是个人的情绪宣泄，而是化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他以“诗史”的笔触，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安史之乱的全景图，让我们得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百姓的血泪与挣扎。
四、迟暮之年的苍生情怀
乾元二年，杜甫因对官场失望，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开启了漂泊西南的生涯。他辗转于秦州、同谷、成都等地，生活困苦不堪，甚至一度“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却始终未忘国家安危与百姓疾苦。
在成都，他得到友人的帮助，营建了草堂，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稳岁月。可内心的忧虑从未消散，日夜牵挂着北方的战事与流离的百姓。一场秋风卷走草堂的茅草，雨夜难眠的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身正陷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窘境，他的目光却越过一己之苦，望向天下寒士的颠沛流离。这份“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怀，早已从个人愤懑升华为心系苍生的大爱情怀。此时的杜甫，已年过半百，饱经沧桑，他的忧愤不再有年轻时的激昂，却多了一份深沉的悲悯与坚定的担当。
成都的安稳并未持续多久，随着蜀中战乱再起，他不得不再次踏上漂泊之路，沿长江东下，途经夔州、岳州等地。在夔州，他登高望远，写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首诗被誉为“七律之冠”，通篇皆悲，却悲而不颓。此时的杜甫，已是垂垂老矣，却依然将个人的“苦恨”与家国的“艰难”紧密相连，他的忧愤情怀，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厚重。
大历五年，杜甫病死于湘江的一叶扁舟之上，临终前，他仍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牵挂着未熄的战火与受苦的百姓。他的一生，是漂泊苦难的一生，却也是用诗歌践行“忧国忧民”理想的一生。
五、不朽的诗圣与永恒的精神
杜甫的忧愤情怀，贯穿他的一生，也贯穿他诗歌创作的始终。他的忧愤，从不是消沉的哀叹，而是对家国百姓的深切同情，是对正义真理的执着追求。他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敢于批判权贵腐败，更敢于为黎民百姓呐喊。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让他的诗歌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镌刻时代记忆的史诗。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浪漫自信不同，杜甫的诗始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将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最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再次捧起杜甫的诗篇，仿佛能看见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也看见那个步履蹒跚的诗人，在颠沛流离中，用瘦骨嶙峋的肩膀，扛起万家灯火的期盼。他的忧愤与悲悯，穿越千年的时光长河，依然叩击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懂得诗歌的力量，更懂得一个文人的使命与担当。真正的文字，永远扎根于人民之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