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
闲聊往事，友人听说我曾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大为惊讶，疑为谣传。因为我这个电白仔既不擅唱歌跳舞，也不会任何一种乐器。我回应道：这是真的。不过我不是参加表演，我是打幻灯打进中南海的。
说来话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多之后，分配到了位于桂东北的平桂矿务局。先是当了几年中学教师，后来就调进了局工会宣传部。
那个年代的大型厂矿，都有两支招牌队伍，一是篮球队，一是文艺宣传队。都是业余的，但一到新年春节期间，就要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的岗位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副领队，负责编写节目及队伍的管理。
平桂矿务局是一座桂、粤、湘三省交界的大型有色金属矿山，十多个厂矿单位分布在钟山、贺县、富川三个县。文艺队的任务既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又为进行节日慰问。除了在本局各厂矿巡演，还要到广西各地冶金系统的厂矿单位慰问与交流，及到军营慰问演出。
我虽是文艺队副领队，实际上是一个打杂的角色。编写节目之余，什么活都要干。前台监督、幕后伴唱、抬布景、拉大幕，演出之后则是卸幕、装车、扛道具，一百多斤的道具箱扛上肩就跑。不过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打幻灯。
打幻灯很简单，其实又很重要。如果打得不好，打得不对，与台上的表演配合不好，就会引起混乱，损害节目效果。我来做了，就要认真做。任何再简单的事，不认真都做不好；而只要认真负责地做了，就能做到最好，做到极致。
先是写幻灯字幕。在透明玻璃纸上，用墨水笔一笔一划写下，字迹要清晰，字样要美观。我写的是仿魏碑体，力求赏心悦目。按当晚演出的顺序，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写下标题、词曲作者、主演姓名，然后是唱词。不是每晚演出的节目排序都是一样的，就要在演出前做好调整。事先准备好，临场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演出时，我就坐在台下幻灯机前。字幕打在舞台两边的墙壁或布幕上。演出的曲艺节目是桂北流行的桂林渔鼓、广西文场，用的是桂柳方言，没有字幕则不宜明白，打错字幕就啼笑皆非。为了让唱词与唱腔精准配合，我往往把一句较长的唱词分行排列，演员唱到哪里，字幕就亮到哪里。因为有的节目就是我写的，即使不是我的作品我在排练时也已熟悉，为此演出与字幕“无缝焊接”，从无出错。
几年下来，我对幻灯的制作与技巧已熟能生巧。我又曾带队参加地区、广西总工会、广西全区的各种调演汇演，幻灯打得心应手，在同行中竟小有名声。那时我甚至想编写一套“幻灯教程”，供各家业余文艺队参考使用。只是后来忙于它事，竟未能实现。
作了那么长的铺垫，才讲到打幻灯的高峰时刻。这是1980年“五一”节，全国职工曲艺调演在北京举办。我作为广西代表队的创作员与幻灯手来京参加比赛。经过几天紧张的演出与比试，广西队的广西文场《榕湖春暖》脱颖而出，在获得高奖的同时，又被精选为汇报节目，要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榕湖是桂林市中心的风景名胜，《榕湖春暖》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关心人民群众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台汇报晚会的节目由多个代表队的节目组成，人员众多而需要精简。我作为幻灯手，是不可或缺的，再精简也不会轮到我的头上，于是我幸运地带着幻灯片走进了中南海。
演出是在怀仁堂，中央首长们坐在前排。轮到我们的节目时，我在舞台下面的幻灯机前坐下，心情兴奋又激动。这么盛大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演出，可不能出错呀。当然，我也不会出错。精彩的演出在我的幻灯的准确配合下进行，演唱、音乐与幻灯天衣无缝地混然一体，我们的节目顺利成功了，掌声的浪潮一阵阵涌起。我明白，掌声是给演员与乐手的，没有谁关注到打幻灯的我。首长上台也只是同演员握手，也不会有我一份。但我知道，演出成功也有我的一份劳动，为此也就知足了。
到中南海演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是一连两晚的汇报演出。演出后到人民大会堂吃夜宵，也是两次。这当然也是难忘的经历，但比起演出本身，已属次要。过了两年，1992年年春，全国曲艺调演（南方片）在苏州举行。我写的桂林渔鼓《叔叔望着红领巾笑》获得演出一等奖创作二等奖，后来还获得了广西文艺最高奖首届“铜鼓奖”。演出时我仍操“老本行”：打幻灯。这也是一个高光时刻，不过被友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把幻灯打进中南海”当作我“演艺生涯”的高峰。说来也是，平淡与光芒的对比，总是更有说道的。
此事一晃已40多年。后来我离开了平桂矿务局调到了广西总工会，再后来就开启了我30年从广西到海南的办报历程。我告别了广西曲艺，也再无机会重打幻灯了。不过，这段有趣有味的“幻灯人生”，始终闪光在我生命的旅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