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宁
近年来，媒体报道某些人一时想不开而自寻短见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有不少是与个人的面子问题或工作生活压力问题有关。鄙人也曾经历过几桩难以自证清白、令人无地自容的“污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池洞农中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当时我在该校任教，业余做些电器维修工作。恰好教到一位宗亲小弟，他也喜欢电器技术，常来我房间动手学习。那时学校教职工中，谁家的电灯不亮或什么电器出了问题都找他帮忙。他做事热情又勤快，一时间，在学校乃至周边村庄都小有名气了。
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三天刚好是星期天，学生缴纳的12元学杂费集中存放在财会老师宿舍，形成一笔不小的款项。那时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财会老师的宿舍与其他老师无异，无铁窗、铁门、铁柜。更让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教师宿舍那公共巷道的间墙仅有两米高，轻轻一跃就能翻入。那个周日晚上，财会老师回房时发现抽屉被撬三处，600多元学费被人盗走了！随即向校长报告，池洞派出所和县公安局迅速介入侦查。这在当时已是大案了！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案件仍无线索。听说公安干警排查了外围所有可疑人员，判断非惯犯所为。校长断言：“问题一定出在内部！”于是请警方协助，从校长起，每位教师及家属均按取指模、脚模，随后扩展到每位学生。此法虽如大海捞针，效果却立竿见影：我那位宗亲小弟手脚僵硬、神色慌乱，不攻自破。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案发是周六晚，其他老师均已回家，整栋楼仅我一人居住，且我的宿舍距财会老师宿舍不足十米。凌晨两点半前，那位宗亲小弟还在我房中学习修理电视机，之后才回学生宿舍。事发后，所有不利的舆论全部指向了我，说我为幕后推手。警察多次找我谈话，并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查了个遍，令我百口莫辩。诸如“不是你透露学费未存银行，他怎会知道？”“凌晨两点多还没睡，不是你在放哨吗？”“夜间稍有动静便传得远，你离那么近竟没听到？”“你常失眠，那晚怎会睡得那么沉？”等等议论不绝于耳。那时我还未成家，心中憋屈、压力之大、名誉受损之重，可想而知。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学生聚会上，一位颜姓学生还对我说：“老师，当年你们兄弟俩真够大胆的！”我听后仅一笑置之。
后来我申请调往县委机要局工作，未果。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在该校待下去，几经周折，终于调离教育系统，转往县农机学校负责电教工作。静下心来后，我试图探寻过去的种种原因。听到透露，县委在政审时就有人提出那次盗窃案的疑点。更糟的是，校长还怀疑我偷电，理由是我整个暑假在校居住并修理电视机，竟只用了4度电！我调走后，校长在教师大会上通报我“偷电”。这令我十分无奈，因我从未关注过自己的用电量。
一个月后，原校领导追来要求补缴电费，称学校抄表员核实我原用电量为44度，但抄送财会时漏写了一个“4”字，要我补交40度电费！
此事令我啼笑皆非，唯有叹息命运弄人。历经风雨，我反而平静以对，表示不回去补缴，面子早已扫地；也不愿回去争执，任由他人评说。再说，此事怪不得校长，怪不得抄表员马虎，也怪不得财会人员没及时提出质疑，只能怪我命运多舛。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浪潮奔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机学校抓住机遇，业务从机电教学转向汽车、拖拉机驾驶员培训，一度生意火爆。某日，我忽然想起许久未开电教录像设备，担心潮湿损坏，便前往电教室通风。不料眼前一幕让我心惊：日本原装进口的“乐声”牌录像机不翼而飞！我急忙向领导及公安局报告。
问题更为棘手。电教室位于四楼顶层，正面门窗无撬痕，后窗水泥窗杆虽已腐烂，但离地十余米难以攀爬。县公安局干警见又涉及我，遂动用刑侦技术手段。然而侦查结果显示的尽是我清晰的指纹与鞋印——因我是唯一的工作人员。或许因有池洞“前科”，警方未单独找我谈话，听说也未向农机局领导作任何推测。
数日后，局领导班子开会，通知我列席。领导们纷纷分析：有的说查过门锁仅三把钥匙，现仍齐全；有的推测我保管钥匙不慎被人偷配；有的认为盗贼不敢从正面爬入，尽管窗头玻璃早已损坏；还有的说未见他人手印脚印，不用问“阿贵”……局长未敢轻下结论，让我谈谈看法。我提出三点：一、钥匙交我之前是否有人配过；二、贵重物品竟无“三铁”防护，此类鸭舌锁仅防君子，用身份证一插即开；三、正面窗头无玻璃，白天无人敢爬，但夜间难保。我作为工作人员，没有我的痕迹反而不正常。当前应配合公安局侦查，而非凭空猜疑。况且我本人修理录像机，对此旧设备毫无兴趣。局长认为我说的在理，宣布此事暂搁，待警方破案。
此后，如同在池洞时，流言四起，总说我善钻管理漏洞。无奈之下，我选择不争不辩，也无力争辩。一年后，我被派往高坡乡文垌村驻村开展“社教”工作。某日，村书记叫我去接电话。我一听，是农机学校校长打来的，她高兴地告知我：“公安局已破案并追回了录像机，为你洗清了冤屈。今后，你要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工作。”我只平静回：“好的，感谢！”——因磨难太久，已无大喜大悲。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事后我专程前往公安局了解详情，因有位领导对我颇为熟悉。他告知，警方抓获一名东镇坡岭的盗贼，其偷了一辆时兴的“嘉陵”摩托车。查验驾驶证，无摩托车准驾证，却有拖拉机的准驾，领证时间恰与农机学校失窃案吻合，一审即破。盗贼供认是从楼顶后面吊绳入室行窃，因戴手套脚套未留痕迹。原录像机已卖至广西北流，现归还农机局。
人生多无奈，难尽如人意。我未为情绪所困，静心深思，或许这些磨难反成好事：县委机要局作为政治性极强的要害部门，何不向相关领导详陈我这久经考验的人生经历？
调动一切顺利，圆了我多年的机要梦。半年后，国有体制改革，农机学校不再属事业编制，原工作人员自谋职业。有朋友调侃：“哪儿好去哪儿，有福自然到。”
我在县（市）委机要局努力工作，很快晋升为副局长，四年后又升任局长。因本职工作及抽调负责市重点项目驻点工作等表现突出，获组织认可，退休前行政级别提至顶级——三级调研员。
言归正传。若当时我面对重大问题自暴自弃，或采取极端举动自证所谓清白，又有何用？平日总有人强调面子与压力，可谁无压力？谁没受过委屈？谁未被冤枉过？既然连死的勇气都有，何以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呢？人既逝，清白何证？如此清白又有何意义？
无论男女，有心理问题就应与家人多沟通，勿埋心底。人非独立个体，其问题牵动整个家庭。若感压力大、失眠、抑郁，不妨换个工作环境。必要时切断与外界联系，到农村去寻块田地耕种，亲身体验自食其力的劳动成果，从中觅得喜悦。如今农村荒地众多，只要诚心投入体力劳动，抑郁不治而愈。谁见过耕田者患抑郁症的？
正如俗语所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抛开面子，直面压力，冷静思考，迎难而上；或转变方向，另寻出路，积极向上，笑对人生。
我总结出一句自认可成经典的话：面子是父母给的，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与别人无关。做事但求光明磊落，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