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奇
（接上期）
重要支柱：爱护人民的精神
人民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群体，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力量；人民是一切英雄、伟人的载体，是孕育英雄和伟人的土壤。热爱人民、保护人民是历史上一切英雄、伟人的信念、道德、品格的集中表现。史书记述冼夫人自幼就聪敏善良，智能过人，才干卓越，立志为民。《隋书》《北史》《资治通鉴》都有同样内容的记述，如《隋书》：“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旁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清代崔翼周的《谯国夫人庙碑铭》说：“解环质瑕，善读阃外春秋。”“丁村之乡事母，善累言坛。”这都说明了冼夫人爱护人民精神的表现和这种精神形成的基本过程。
冼夫人出身于世为岭南首领的贵族家庭，但她从小就追求一种纯真朴素的生活作风，而且善于读书学习，关心和了解国家和社会大事。她贤惠善良，聪明过人，胸中有谋略；在父母家就能“抚循部众”，“抚”就是招抚，“循”就是团结，把少数民族的民众团结在自己身边，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她既善于讲道理，教化俚人社会，要求大家多行善事，而且制止她的哥哥抢掠别郡的恶劣行为；她又有指挥军队行军用师的本领，能够压服那些无法无天的“诸越”族的酋长和部众。所以她的信义德行为岭南各族所信服，她的才能和德行，使远隔海峡的海南岛部落也闻风归附。
史书上描写冼夫人这些高尚德行和突出才干所表现的事迹，还是青少年时期，说明了爱护人民的德性早就在她的思想中萌芽、成长。
冼夫人在世时的岭南社会，人民群众的苦难，主要是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是战祸，主要的是朝廷和军阀的征剿；第二是贪官酷吏的贪残盘剥，公开掠夺；第三是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的互相攻战夺取，明火执仗的抢劫；第四是社会文化心理造成的“好相攻杀，互构仇怨”，不自觉的轻生好斗，“代代结怨，代代相报”。这些非常复杂的因素，像四条绳索套在人民的脖子上，使岭南人民长期处在无法解脱的苦海之中。
冼夫人是位贤明的越族领袖，决心为人民解脱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结婚之前，她已经是岭南出名的立德爱民的首领；结婚以后，她既利用其在少数民族中的地位和影响，又利用法制的手段，解决好岭南同中央政权的关系，制止了一切征剿和反征剿的战争，使岭南少数民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在历史上朝代更替的时候，她领导部众，保境安民。“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隋书》）。人民把她当作爱民如子的领袖，这也就是后人称她为“岭南圣母"的来历。
她尽力扭转部落之间的互相攻战抢掠。在那个时代，像她哥哥冼挺侵掠旁郡的行为，是各酋长普遍的恶劣行径。冼夫人当政之前，岭南俚人部落的酋长都把互相攻杀抢掠作为自己谋求富强的手段。《梁书》《隋书》都有这种记载：“鬻江为货，掠人为奴婢”，“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因而署之，以收其利”。酋长们互相攻杀抢掠，把抢来的珍宝和俘虏当作货物出卖，牟取暴利，“以富为雄”，朝廷还要封给他们官职，以求取得更多的贡品。有的酋长把俘虏一部分充作自己的兵员或家丁奴婢。这种互相抢掠攻杀很常见，《隋书》上所载“岭表苦之”，就是说整个岭南的百姓都为之受苦。冼夫人为了解除人民这方面的苦难，她用自己的地位、威望和政府的法令威力，来制止酋长们的恶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是政令有序，人莫敢违”。这是冼夫人爱民精神的体现，也是爱民行为的良好效果。她约束酋长们的行为，先从自己做起，从本族的近亲做起，从本族的贵族做起，要他们“从民礼”，这种“民礼”，其实就是汉文化礼教法制形成的制度。“使从民礼”，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据史籍记载，当时的部落酋长有许多特权，例如生杀之权、予夺之权、买卖奴婢之权、使役之权，还有些部落的酋长对部属女子的初夜权。对自己的部属和奴婢可以自由杀死，可以赐予他们财物也可以任由剥夺，可以把抢掠来的“生口”当成货物公开出卖，可以任意地无穷无尽地使用部众的苦役劳动等等，这些特权，在封建法制上都是犯法的，对于犯了法的酋长，冼夫人以法治之，决不容情。所以当时的岭南百姓理所当然地把她当作救世主。
《隋书》上具体写了冼夫人揭发贪残肆虐的广东行政长官（“番州总管”）赵讷，解救人民于水火的一次严重斗争。
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
赵讷的贪残怎样为害到使俚僚民族人民逃亡叛乱的程度，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情况谈起。南朝时岭南少数民族的税赋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可以说是任意夺取。史籍记载，如刘宋时，褚叔度为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郡，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这位任了四年的广州刺史，他的家财丰富得堆积起来，他回到家乡时，凡是旧时的官僚朋友或曾见过一面的，都要给予丰厚的赠礼，简直是公开掠夺，公开分赃了。那时，广州是岭南的重要海外贸易基地，这更使官吏们贪污残虐人民，当时社会就流传着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见《宋书》）。《隋书》上所说的番州总管赵讷，就是广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贪残肆虐比褚叔度更为厉害，才使俚僚少数民族人民忍受不了，远逃他乡或者叛乱。冼夫人以爱护人民的精神，上书给隋文帝，告发赵讷，而且提出不能信任他到各地去招抚慰问亡叛者。惩治了赵讷之后，她以耄耋之年，带着隋文帝的诏书，自称是朝廷使者，风尘仆仆到十多个州去慰问和招抚、安置叛亡者，使得俚僚民族的人民安定下来。
冼夫人还大力扭转少数民族内部的危害人民的陈风陋习，解决社会上轻生好杀、多构仇怨的问题，营造遵从礼教、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使岭南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人民的祸害逐渐消除。
冼夫人自小植根于人民，她熟悉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了解岭南人民的疾苦，人民和历史孕育了她，养成了爱民护民的坚强理念和崇高品德，在岭南人民的心眼中，她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为人民解除苦难的保护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