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上）

潘永辉
　　2024年10月2日9点19分，我的恩师、著名美学家劳承万先生逝世，享年九十岁。前一天夜里，我和同学汪涛匆匆赶到病房里时，先生已经难以说话，他用平静而慈爱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久久地握着先生的手掌轻抚着，万语千言只能化作简单的慰问。在火车站候车来湛，才得知先生病危的真实消息，那一刻怆然泪目。
　　我从十八岁开始就跟着先生治学，后来成为先生的“五大弟子”（五位研究生）之一，是先生一手一脚悉心带起来的学生。白云苍狗，转眼间数十年过去，我也上了年纪，而先生遽然与我们作别，我们一下子体会到了内心的失落和空茫。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此时不能不有话要说。
　　先生的爱惜人才是令我感佩终身的。1990年9月，我刚到大学报到不久，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径直敲门拜访先生。先生陪我聊了许久，叮嘱我读大学注意事项。我问先生有没有《审美中介论》，可否送我一本学习。先生手头刚好没有了，跟我说可以到校园书店或外面的新华书店看看。出来后我赶紧到校园书店，刚好还有一本，赶紧买下来。先生的这本名著成为我学术生涯的正式起点，虽然当时读不太明白，后来知道这个起点是很高的。大约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看到校道满是紫荆花，有感而发写了古体组诗《紫荆花咏》发表在校报上，先生看到后大为高兴，对我说：“写得很不错，有哲理，有意境，很有才华。”我很意外，也很高兴。后来因为对文学更加浓厚的兴趣，我从历史专业转到了中文专业，先生给了我很大支持。我也因此得以更加亲近地跟先生求学。两年之后，我从湛师（现岭南师院）插入华南师大就读。出发之前，先生为我介绍了华南师大的师资，告诉我哪些老师学问好水平高。我入读华师不久，拜访了著名古代文学专家曹础基先生，想不到曹础基先生对劳老师的美学研究也很熟悉。也许很大程度上我是劳老师学生的缘故，曹础基先生对我很是关爱，学问上给了我许多指点。我课外写了一篇论文，曹先生看后觉得很有价值，同时又不够成熟，指导我反复修改，几年内数易其稿，直到本科毕业出来工作后一段时间，还在思考和深化中。大四的时候，曹先生跟我说他招收一个“关门弟子”（研究生），问我要不要参加考试。遗憾的是那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心力交瘁，也不得不先出来工作以支撑家庭（父亲去世后我动过退学打工的念头，是在姐姐和亲戚资助下读完本科的）。
　　我对做学问有天生的热爱，没有放弃继续治学的想法。我在茂名二中很认真工作，也存了一点钱，三年期满又开始了读研的打算。开头的打算是考古代文学，考哪所高校未定。大约是1997年的一天，收发室通知我有电话找我。我拿起电话，传来了先生的声音：“我是劳承万……”先生问了我的近况，然后告诉我广西师大文艺学准备申办博士点，请他兼任博士生导师，同时也带硕士生；问清楚我有考研意向，便很直接地让我准备一下考他的研究生。我当然是毫无犹豫地做出了抉择。后来也顺利地考上了广西师大的研究生。此后，便正式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了，我把读本科期间在曹老师指导下写的论文拿给先生看，先生也认为很（先生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词，给弟子鼓励）有价值，让我修改完善，然后推荐到学报发表了。这是我的公开发表的学术处女作，整个写作过程大约用了七年。
　　我回忆这些，不是借先生自重，是记录我与先生的缘分，表达我对先生的感恩之心，我是在先生的影响和鼓励下走上学术道路的。实际上，先生桃李满天下，不仅仅是我，大批中青年后学，都是在先生的鼓励和扶持下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成了所在单位的骨干教师，相当一部分成了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因为先生的榜样作用，我对我的学生也尽力鼓励扶持。
　　先生治学的严谨勤奋也令我肃然起敬。当年在先生的书房里，先生带我们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逐字逐句，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带我们读康德哲学美学著作，以多译本对勘比较，辩证考据，细读释义。我们从先生的身上学到了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打下了基本功。因为我此前的人生经历和一些特殊体验，我对传统文化和心性之学已表现出一些偏爱，在写作论文阐述观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心性体验和直观描述的特征，我把自己的体验和观点讲给先生听，本以为先生会高兴（可能以前习惯了先生的表扬），谁知道先生颇为有意见，他当时对中国哲学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说做学问要先从西方哲学入手，把思辨和逻辑训练好，然后再谈中国哲学，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当时不见得很明白先生的意思，当然更不是有意跟先生“对着干”，好像（因为记忆有点模糊了）为传统文化和心性之学做了一些解释或“申辩”。而当我后来心中明朗起来，便加强了自己对逻辑演绎和体系架构能力的训练，先生后来在论文鉴定中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治学来说，培养严格的逻辑演绎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受过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是非常幸运的。某种程度上这种思维能力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某篇论文或某种观点的问题所在。看看今天“国学界”（西学界也一样）有多少“怪力乱神”在“群魔乱舞”，就知道打好逻辑思维基础的重要性。至少在学术界，能相对清晰地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去表达传统文化境界，才容易辨析清楚“真假孙悟空”。而我也惊奇地发现，先生在退休前后，竟然开始了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系统深入地研究起了传统文化和心性之学。既拥有西方哲学无与伦比的逻辑推演体系架构能力，又拥有中国心性之学不可思议的直见实相直指人心的能力，既能心思缜密、严思合理又能心识无碍、抖落心识，既能拿起宇宙人生，又能放下宇宙人生，这是很多大学者的神往之境，虔诚笃行之，有朝一日必识通智圆，趋向“妙高峰顶”，成为“绝顶高手”。
　　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陆续收到了先生寄来的关于中西方文化融通的编著和专著。本以为先生退休之后，会不问世事，颐养天年，享受人生。谁知道退休之后才是先生的丰产期，论文一篇篇持续发表，专著一部部接着出版，八十多岁了还亲自下场为本科生和青年教师授课，试问世上有几人能做到。顺便说一句，这背后当然也少不了先生夫人作为贤内助的功劳，以及学校领导对先生的敬重关爱，还有学生们的真心向学。对学者的生命磨炼来说，不能把逆缘苦境视如怨敌，但对学者的学术写作来说，天时地利人和就分外重要了。
　　除我亲身经历之外，我还在化州“民间”听到一些关于先生年轻时（中年）的传说，认识先生的老师告诉我，先生读书非常刻苦，生病头痛时甚至用带子绑住头部继续苦读。先生后来的聊天也证实过这一点，是在读黑格尔著作的时候。先生的学术文化情怀也是令人敬佩的。先生治学，强调为国为民，强调“忧世”和“择术”。“忧世”是学术的根本、目的、导向，“择术”是治学的态度、路径、方法。治学能“忧世”能“择术”，才能关怀世道，总览全局，追根溯源，造就学者的良好人格和学术能力，产出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学术成果。于西学于国学，先生在“忧世”上均强调治学的文化文明意义，在“择术”上均强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从根干到枝叶的体系性意识。先生对传统文化和心性之学是非常看重的，非常渴望以老祖宗的学问造福当今的社会人心。先生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以自己的中西方学问对学生倾囊相授。在近两年和我的电话通话中，先生谈到了疫情影响、国民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和国家民族未来问题，先生对社会文化之变化的敏感令我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