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锐勤
杰仔倚在门边好一会儿了，半身在光里，半身在阴影中。
“杰仔，东西有点多，我们两个人吃不完，你能过来帮忙吃一点吗？”
饭桌上，五指毛桃炖土鸡汤正冒着热气，姜葱炒鸡块镬气也足，还有炒面和汽水。
那天下村回来，鞋底的泥还没干透，食堂早过了饭点，便照例去村口的店铺。
杰仔低着头，扯着衣角，身体摇一摇，抬头瞄一眼我们，又迅速低头，脚步向前迈开了半步，不出声。
“没事，过来吧，帮帮叔叔。”
杰仔又看了一眼奶奶，奶奶把头歪了一下，努努嘴：“去吧。”
杰仔小跑到饭桌前。我推了推盘子，他用屁股顶住椅背往后挪，身体向下俯，用嘴就着盘沿，将炒面扫进嘴里。面汁溅到下巴，用袖子擦一擦，继续。光盘，抬头，打嗝，小声问：“叔叔，我能要一瓶汽水吗？”三秒，噜噜噜，汽水只剩一点了，他拿到眼睛齐平位置看了看，然后才小口地吮。
多年前，我也曾像杰仔一样，把一碗汤喝得一滴不剩。
高中，寄住在六姨丈家楼房。我的房间，墙上石灰如干涸的土地般龟裂、脱落。他常年承包水电工程，早出晚归，犒劳自己的方式是宵夜——一碗滚烫的瘦肉蚝仔粿条汤，那也是我的至爱。
店铺就在附近。起初，他会走到我房门前问：“要不要也给你带一碗？”我喉咙发紧，望着别处，压住嘴角，淡淡地说：“不用了——，你自己吃吧。”我把“了”字拉得很长。
我虚掩房门，留下一道缝。楼下一声“咿呀”，门开了，我根据脚步声远近判断他上楼的速度，声音越近，我越让自己深呼吸。他进入客厅后，汤的香气从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钻进来，我竖起耳朵，捕捉一切细微的声响——汤匙与碗沿的碰撞，细微的咀嚼声，放下筷子时的停顿。
如果他喊一声：“今天的汤有点多，你要不要来吃点？”话音还没落定，我的回应已像一片叶子飘了出去：“那好吧！”快步走到饭桌旁，缓缓坐下，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一滴汤汁不洒，一颗蚝仔不剩。吃完，碗筷洗净，归位。
吃时，我会主动聊些不着边际的话，关于工夫茶，关于“营老爷”，关于英歌舞，唯独不关于这碗汤。
也有些夜晚，客厅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我就在那声响里，一遍遍吞口水。脚步轻轻抬起，走到门后，又折回来，把房门那道缝开大一点，再开大一点，直到他吃完，关灯，一切归于黑暗。
躺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固然难受，但那些“汤有点多”的瞬间，还是温暖了很多辗转的夜晚。
那道门缝，就这样开了三年。
多年后，作为驻村干部，我走村入户，看到那些留守儿童，低着头、扯衣角；那些留守老人，嘴唇嗫嚅了几下，最终只化为一声干涩的“来了啊”；他们身前，似乎也竖着一道无形的门。
村里壮观的长岗坡渡槽，桥墩组成一个个巨大的拱门，为发展旅游，在拱门下举办露营音乐节，村民围了一大圈。奶奶牵着杰仔的手，站在临时门口看。杰仔看不清舞蹈，拉着奶奶的手向前，她迈开一小步，又往回缩，看看我，我轻轻点了点头，她又往前走了几步，进到门内。
最后的环节是烧烤，杰仔踮着脚朝烤炉张望。奶奶拉不走，烤烟飘过来，她也用力嗅了嗅。我走到她身旁：“今天备了很多肉，想请您和杰仔一起来烧烤，可以吗？”她一愣，摸了摸衣兜，挤出一丝笑容：“那——那当然好啊！”话音刚落，杰仔就围在烤炉边，羊肉在烤架上滋滋作响，油滴落入炭火，溅起一缕青烟。杰仔没说话，只是转动手里的竹签，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他脸上，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表情——不是渴望，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活动结束后，看到我们在收拾杂乱的现场，奶奶对杰仔说：“我们一起帮叔叔打扫。”
奶奶从地上捡起一根未烤的玉米，用袖子擦了又擦，放进兜里，喃喃道“带回去给鸡吃”。
小朋友们离开时，都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伸出两个手指，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准备回宿舍时，杰仔问：“叔叔，你们明天还来吗？”
我走到拱门外，风穿过拱门，吹向更远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