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天地有正气，英雄铸丰碑。在云浮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代代革命先辈、先锋模范以身许党、赤诚为民，以铁骨坚守信仰，以清廉践行初心，以担当书写忠诚。邓发的以身许国、叶季壮的清廉自守、梁桂华的铁面执纪、陈剑夫的坚贞不屈、梁广的勇毅斗争等等，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与价值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浮融媒整理推出红色印记人物系列报道，旨在以先辈为镜、以模范为标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清风正气，坚守忠诚本色、恪守廉洁底线、勇担时代使命，让跨越时空的精神薪火照亮奋斗征程。
邓发：以身许党，虽死犹生
革命风范：1906年3月，邓发出生于广东云浮一个贫苦农家，自幼目睹底层疾苦，立志改变不公的旧社会。青年时期，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在省港大罢工中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色恐怖肆虐之际，邓发不惧艰险，在香港秘密重整党组织，搜集情报、营救同志、肃清叛徒，于绝境中坚守革命阵地。1931年，年仅25岁的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凭借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各项措施，成为我党政治保卫工作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抗战期间，他奔赴新疆开展统战工作，凝聚各方力量支援抗战、打通援华通道；创办刊物引领工人运动，代表解放区工人出席国际会议，彰显中国工人的革命担当。他一生朴素低调、心系群众，身居高位仍保持劳动者本色，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1946年4月8日，邓发因公殉难，年仅40岁。
榜样启示：邓发是云浮孕育的革命先驱、工人领袖，一生以身许党、初心为民，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正确的事业观与政绩观。广大党员干部须将初心使命根植于心，坚守扎根群众、朴实清廉的为民本色，秉持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担当精神，在实干中建功立业。
邓发个人生平
邓发（1906-1946）——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
贫寒出身与早期觉醒
邓发，原名元钊，乳名八仔，参加省港大罢工后改名邓发。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榃石塘村（今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父亲邓兴盛务农兼做杂工、店员，母亲欧氏为农村妇女。兄弟姐妹共10人，邓发排行第八。邓发出身清贫，父母管教严格，自幼懂事好学，记忆力超群。受兄长影响，他5岁能背诵《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八九岁时渴望入学，因家贫未能如愿。邓发常随兄上山砍柴并承担农活。九岁时全家因生计迁至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务农。后因水土不服，父母及几位兄长患病，年仅十岁的邓发便挑起照料病人与料理家务的重担。因家计艰难，全家被迫迁回云浮。返乡后，邓发一边做炮竹手工补贴家用，一边入村中私塾读书。
1917年夏，邓发入东明小学插班读完二、三年级，后转入城西小学读四年级。他勤奋刻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
投身工运与革命洗礼
1920年，因家贫辍学，邓发前往广州谋生。初在东区公安局当勤杂，两月后转至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他为人诚实勤劳，服务周到，深得客人好感，并在旅店结识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
1921年，邓发转赴香港，依靠五哥关系，在鲗鱼涌太古船坞一洋人家中当杂工、厨工，后曾到大洋轮和英国驻港兵舰当厨工。备受欺压、担忧失业的生活，使他深感贫富悬殊与人压迫人之不公，但尚不明根源。后在苏兆征等人教育影响下，逐渐懂得革命道理，加入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在工会中，他广泛接触近代产业工人，了解世界革命潮流，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1922年，香港爆发中国海员大罢工。罢工期间，邓发积极投身海员工会工作，联络各工会加强团结，成为罢工中的活跃分子。他白天为工人利益奔走，晚上到英文夜校学习，并挤出时间研习文学，博览群书。他尤其喜爱阅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军事书籍，常至深夜手不释卷。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为其日后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奠定了基础。
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发出“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呼声。港英当局实施紧急戒严与封锁，激起工人愤慨。罢工工人不顾阻挠，纷纷离港返穗。
为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香港、广州罢工工人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穗港两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7月3日正式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选举代表，邓发当选代表，并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他先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后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学校学习，结业后在省港罢工委宣传部属下宣传队任小队长。他常带领宣传队员按《宣传大纲》要求，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宣传爱国主义与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宣传队还深入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邓发曾率队回云浮老家宣传演出，深受欢迎。
1925年10月，由苏兆征介绍，邓发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组织干事。
同年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邓发时任西业总工会常委兼党支部书记，积极参与支援东征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邓发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支援北伐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武装，搜查革命工会。邓发当时住在罢工委员会宣传部，他迅速处理党的文件，布置同志转移，机智避开敌人搜捕。随后，他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领导工人斗争。革命低潮时期，他坚定沉着，学习书画以掩护工作。
八七会议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筹备广州起义，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任书记兼管军事。邓发与周文雍、杨殷、陈郁等积极参与起义的策划、发动与组织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迅速将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改编为统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邓发参与了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
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邓发任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副指挥、工人赤卫总队第四联队队长，负责指挥油业工人在米市路五仙观一带作战。起义部队经两小时激战占领大部分广州城。起义胜利后，邓发与部分赤卫队员满怀激情，在维新路一带悬挂大幅红布横额与标语，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集结重兵反扑。当敌军围攻观音山时，邓发即赴指挥部建议派赤卫队支援。他带领部分工人赤卫队员在长堤一带阻击河南敌军李福林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猛攻，起义部队伤亡惨重，邓发指挥的队伍被迫退至大德路四牌楼一带。至13日下午1时，赤卫队弹尽援绝，边打边撤，最后只剩邓发等3人，在距敌约400米处，邓发迅即转入“四牌楼”牌坊巷五号其四叔公家，化装成病人脱险。
邓发沉着机智，经巧妙化装，转到西关卢荻巷南海中学当临时厨工，避开敌人搜查。10天后，他奉组织命令离开广州，返回云浮老家。
白区斗争与苏区岁月
1928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创建中央特科，负责情报、惩叛、营救、保卫党中央安全。此时邓发已在香港工作，先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央特科领导下开展香港特科工作。
同年秋，邓发被补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兼任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季，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
1929年，邓发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不久复任香港市委书记。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分工组织工作，仍兼香港市委书记。
邓发在香港期间，正值中国工人运动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大批工会被解散或转入地下。邓发在艰难环境中出生入死，深入工人群众教育组织工人。他常到香港红磡船坞召集海员、洋务工人开会，提高斗争觉悟，指明团结道路。他不顾个人安危，辗转港、穗、沪、汕等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划全国工运，并积极援助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著名工运领袖。
作为中共党的工作者，邓发常冒港英警探搜捕和叛徒特务跟踪之险，领导港穗党组织坚持斗争。他斗争勇敢机智，曾公开与反动鹰犬决斗，曾在数重侦探跟踪下巧妙脱身，曾在警厅对面楼房中从容开会。为保卫党组织和机密，他指挥“打狗”处决叛徒。一次在九龙油麻地被一叛徒（密探）跟踪，他镇定周旋，将其引至九龙塘铁桥下狠揍一顿，并以甘蔗头假装手枪将其吓跑脱身。另一次，一地下印刷厂遭叛徒告密破坏，邓发巧妙设伏，将一英籍警官（杂差头）诱至茶楼击毙，震动港英当局。
邓发忘我工作，常忍饥挨饿，从不向党要钱。未婚妻陈慧清患病半年，他仅探望一次，给五元钱，是其恋爱期间唯一经济资助。1930年，邓发与陈慧清在香港结婚。婚后半月，他受党委托赴海南岛工作，因无盘缠，当掉爱人仅有的长袖上衣作路费，未留分文给陈慧清，致陈慧清常饿肚，饮开水充饥待借到钱后才买点食物。有时邓发将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党内困难同志，充分体现对党事业的忠诚无私。
1930年4月，受省委委托赴海南岛，与冯白驹共同主持召开全琼第四次党代会。会议作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强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等决定，选举成立了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为琼崖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秋季，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印刷机关遭破坏。邓发前往检查时不幸被捕并遭毒打。被拘后，他凭借斗争经验和敏捷思维沉着应对审讯，佯称刚从云浮乡下来港探亲，以乡音质问警方“为何抓我？”当被问及是否认识邓发时，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机智送出信息。因未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邓发五哥托老板保释出狱。
出狱后，组织安排其养伤。但他仅稍事休息便带伤投入工作，对爱人说：组织遭破坏，若不抓紧工作，更多同志将流血牺牲。我身体硬朗，吐点血算什么？要像顾正红那样，刑场上毫无惧色，头可断，血可流，奋斗精神不可灭。他带伤坚持领导地下党与革命群众斗争。因其出色工作成为敌人重点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
1930年9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结束李立三路线统治。邓发出席会议并当选中央委员。
会后，邓发受中央委派赴闽西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下旬抵闽西，主持召开闽西党代表会议。会议接受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撤销“闽西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根据三中全会决议，闽西特委提出“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打成一片”战略方针。
11月，根据中央决定，邓发赴粤东大南山——东江行动委员会所在地，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表会，取消行动委员会，成立闽粤赣边区特委、军事委员会和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邓发任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于11月作补充决议，12月发出“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指出立三路线错误性质。1931年2月，在邓发主持下，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九十六号通告”。闽西党组织在邓发领导下取得反立三路线错误的胜利。
7月，邓发奉中共中央命令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处工作。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8人组成新的苏区中央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邓发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前身）局长。任职期间，他建立健全保卫局下属各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执行部、侦察部、秘书处），配备得力干部，开展保卫党中央及公安工作。然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其领导的保卫局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错误，使部分同志蒙冤，给革命造成损失。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邓发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发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这个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组成。1935年夏，任中革军委中央纵队司令员。
长征途中，邓发继续做好保卫工作，侦破敌特破坏活动，保卫党中央和同志安全。1935年1月，出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拥护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邓发任粮食部部长。
国际使命与新疆统战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邓发与会并参加讨论。
1936年6月，邓发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西安候车赴兰州时，会见了即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中，以长篇幅生动记述了此次会面。
邓发化装成国民党官员乘火车抵兰州，转赴新疆。时值新疆执政者、新疆督办盛世才严禁内地与疆联系，入疆困难重重。为顺利入境，邓发有意结识一赴疆演出的戏班。凭借勤快手脚与熟练杂活手艺，取得戏班班主信任，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在疆经多方周折，方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苏联。
1937年，邓发在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刻苦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在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程，并常到工人夜校演讲。所得讲演费悉数上交党中央作党费。
1937年9月，邓发奉组织之命由莫斯科回国抵迪化，化名方林，接替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负责西路军总支队（又称“新兵营”）的工作，主持党在新疆全面工作。
抵疆后，邓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类团体推动抗日。他通过“反帝会”这一统战组织，统一领导各群众团体〔反帝会秘书先后为俞秀松、王宝谦（兼《新疆日报》社长）、黄火青（兼《新疆日报》副社长）〕。邓发利用《新疆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坚持党的统战政策，故对报社工作极为关心，常向报社同志作报告、讲形势。他还领导组织民族联合会、各民族文化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人联合会、青年学生联合会，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发动各界人士、各族群众为八路军捐款，支援抗战。
经邓发等同志努力，毛泽东、朱德之名从迪化传至遥远边塞。因国民党歧视少数民族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渐消，过去少数民族称汉人为“黑大爷”，此时亲切改称“新汉人”。
为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邓发对统战对象——新疆执政者盛世才，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盛世才不同意处理某些问题时，邓发既耐心说理又坚持原则不让步。他对盛世才本质认识清醒，称其为“狼种猪”，又蠢又狠。盛世才曾要求入党，邓发以其条件相差甚远断然拒绝。为限制共产党工作、缩小其影响，盛世才不同意中共派干部到新疆某些单位，邓发便采用“先斩后奏”办法使其无可奈何。在邓发领导下，中共在疆的工作活跃，令盛世才又恨又怕。
邓发还领导了由西路军干部战士组成的“新兵营”工作。他给新兵营上党课、作时事报告，讲抗战形势，提高其政治觉悟与党性，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干部，有力支援了抗战。
1937年12月，邓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延安岁月与工运新篇
1939年夏，邓发奉中央指示返延安。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对干部学校进行切实的整顿。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党校直属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领导，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组成。整风运动中，194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党校直属于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管理委员会，原有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取消，中央党校校长仍为邓发并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任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1943年2月，邓发不再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中央党校。3月，毛泽东亲任校长。
1940年初，邓发在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任职期间，他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抗战以来各地区职工运动经验，紧密结合抗战时期工运实际，坚决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织制定正确劳动政策，纠正狭隘行会主义与经济主义残余思想，加强党对工运领导。1942年起，发动组织边区工业建设群众运动——赵占魁运动，为解放区工运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邓发一到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即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1月，他与张浩（职工委副书记）在延安主持召开筹备出版座谈会，成立筹委会。邓发、张浩、赵平、陈希文被推为编委。会议确定《中国工人》任务为：宣扬中国工人抗战救国成绩，提供全国工运意见，介绍工运理论与经验，报道各地工会活动与工人生活等。1月25日，邓发为创刊号题词：“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才能完成其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底先锋任务。”高度概括了办刊宗旨及抗战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总任务。
二七大罢工17周年纪念日，《中国工人》创刊号出版。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撰写《发刊词》，指出《中国工人》应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要求编读双方共同负责办好刊物。
工人群众视《中国工人》为喉舌，纷纷组织通讯网、读者会，主动捐款支持出版。
邓发关心编务，注重稿件政治意义，反对空谈罗列；主张真实朴素，言必有物。每期稿件，无论干部或工人文章，他都逐字批改，一丝不苟。他还撰稿总结工运经验，指导工会工作，教育发动工人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其领导下，依靠边区工人支持与编辑努力，《中国工人》成为党中央联系工人、指导工运的桥梁，团结教育工人、统一中国工运的有力武器，对发动工人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共国民参政员发起组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响应成立分会，掀起群众性宪政运动。边区职工运动在邓发领导下亦紧密围绕此中心展开。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吴玉章当选会长，邓发当选理事。陕甘宁边区工人推举邓发为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
为推进宪政运动，邓发撰写《中国工人与宪政》一文，在《中国工人》《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发表，号召工运工作者及工人群众将关乎国家前途与自身命运的宪政运动列为重要斗争日程。
为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指引解放区工运正确方向，邓发深入研究解放区工运特点，于1940年夏至1941年春，先后发表《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论抗日根据地职工会的基本任务》《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等文，深刻论述抗战、生产、生活的辩证关系。
邓发认为发展根据地生产须制定正确劳动政策。1940年冬，他在边区产业工会作《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劳动政策及工会工作方向》报告，并发表《论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政策》一文，批判各抗日根据地执行劳动政策中的错误倾向，提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制定劳动政策的四项原则。
1941年至1942年，抗战最艰苦时期，解放区面临严重经济财政困难。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各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发遵照中央精神，为争取边区工业品自给，领导推动工业建设群众运动。
1942年，为使工业大生产运动深入开展，邓发与李颉伯等工运干部深入工厂，与干部工人共同研究情况，帮助开展劳动竞赛。他重点抓农具厂和中央印刷厂。在农具厂处理坏人煽动罢工事件时，发现了先进工人典型赵占魁。赵占魁在边区农具厂翻砂股任看炉工，爱厂如家，在近两千度高温熔炉旁忠心耿耿劳动数年如一日。他还担任工会委员、伙食委员，大公无私，舍己为群，埋头苦干，深受工人爱戴。邓发与赵占魁谈话，悉心总结其优良品质，先在农具厂、中央印刷厂推广，后推广至全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7日至14日，《解放日报》一周内连续发表《人们在谈论着赵占魁》《农具工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赵占魁同志》等报道及《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社论。边区各厂工人积极响应，“向赵占魁看齐”口号响起，赵占魁运动蓬勃开展。1944年9月，邓发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国际青年节大会上作了题为《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的演讲，揭露国民党残害青年罪行。在其指导下，解放区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取得长足发展，并于1945年发起筹备建立各解放区统一的青年与妇女组织。
走向世界舞台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美、英、法、苏等国在伦敦召开反法西斯职工联合会会议，决定召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吸收各国进步、保守、中间工会组织参加，以扩大反法西斯力量。
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筹备会决定于1945年9月在巴黎召开大会，要求各国派出统一工会组织代表参加。
1945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组织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4月22日，各解放区工会代表集会延安，正式成立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推选邓发为筹备会主任。筹备会首要任务即争取派遣解放区职工代表参加巴黎世界职工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邓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2日，他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名义致电世界职工大会筹备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电文揭露国民党当局阻挠破坏解放区工运的行径，促进了解放区职工与国统区职工、世界职工的团结。
经中共中央努力和中国劳动协会领导人朱学范力争，加之国内外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同意邓发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5年9月11日，邓发肩负党和解放区80多万职工的重托，告别生活战斗多年的延安，乘飞机往重庆转赴巴黎。
1945年9月25日至10月8日，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于巴黎召开。邓发作为首位出席世界性会议的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备受各国代表关注。他以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言，提出战后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八项主张，表达了战后中国工会工作纲领，获各国代表热烈支持。会上，邓发当选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巴黎大会对发动战后各国工人斗争、争取政治权利、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发挥了积极作用。
英魂永驻
邓发回到重庆后，革命斗志依然旺盛，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他住红岩村，撰写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汇报，热情向同志介绍巴黎见闻，常谈至深夜。
为统一中国工人组织、推动工运发展，邓发积极协助朱学范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2月1日，邓发发表《对当前政治要求和主张》二十三条，表达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和政治主张，积极推动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工会组织。
邓发兴趣广泛，既是革命战士，亦爱好收藏世界艺术名作。4月7日，离渝前夕，他与王炳南等相聚，兴致勃勃请大家欣赏他从国外带回的名画与纪念品，风趣地说“要开一次展览会”，并满怀激情告知“将返延安去”。
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叶挺、秦邦宪及教育家黄齐生等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返延安，向党中央和解放区职工汇报。当日下午2时许，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黑茶山遇浓雾撞山焚毁，邓发等全体遇难。
4月1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烈士遇难消息。
巨星陨落，举国同悲。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为四八烈士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为四八烈士题词：“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周恩来为四八烈士题词：“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还有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为四八烈士作了题词。中共中原局、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华中分局、晋绥分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四军等党政军机关纷纷致唁电哀悼。陈毅闻噩耗后，对灯独坐，彻夜未眠。短短十日内，《解放日报》刊登唁电、悼文、回忆文章逾百篇。
4月13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成立治丧委员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痛悼死者》，悼念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
4月18日，烈士遗体由晋绥边区空运至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迎灵，朱德、刘少奇亲视入殓。
4月19日，延安举行追悼大会，3万军民隆重悼祭，烈士遗体公葬于延安烈士陵园。
新中国成立后，云浮县人民政府创办“邓发小学”和邓发故居小学（今云浮市第四小学）。云浮设地级市后，市人民政府创办“邓发纪念中学”。政府拨款重修邓发故居，并在故居及县（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邓发遗物。在纪念邓发诞辰80周年时，罗明、李坚真等老同志题词，纪念邓发，以教育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
（云浮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