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荣河
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老母亲，记忆力越来越差。昨天说过的话，今早问起来，她总要愣怔半晌：“我说过吗？”然后自嘲地笑笑，“瞧我这记性。”其实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从来就不是个记性好的人。
童年的老屋是三间土坯房，青瓦的屋顶长着毛茸茸的苔藓。我和父母、弟弟住西间，爷爷奶奶住东间。一大家子同吃一锅饭，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奶奶天生一副大嗓门，一旦和母亲起了争执，那声音能穿过土墙，惊得院里的老母鸡都扑棱着翅膀躲开。我那时已经记事，常常躲在门后，看着母亲被奶奶数落得面红耳赤，手指绞着围裙的边角，心里为她揪得紧紧的。
可母亲似乎总能把那些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头天晚上还憋着气，第二天天不亮，她就早早地起床忙活了。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她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轻声吩咐我：“去喊爷爷奶奶吃饭。”声音平静得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奶奶坐在饭桌前，她还特意把一碗稠的粥推到奶奶面前：“娘，趁热吃。”平淡的神情里，总让我怀疑昨夜的争吵是不是一场梦。
母亲爱忘事，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记得有一年秋天，村头来了个赊小鸡的生意人，说春天时母亲赊了十只小鸡雏，现在该结账了。母亲站在院门口，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一脸茫然：“你是不是记错了？俺家春天没赊过小鸡啊，都是老母鸡自己孵的。”那人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手指点着一个名字：“你看，白纸黑字写着呢。”
母亲凑近了仔细看，果然是她的大名。她愣了片刻，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轻轻叹了口气：“兴许是我忘了。”转身进屋取钱给那人。等那人走了，她才低声对父亲说：“准是东头那家干的，全村都知道她爱占这小便宜。”父亲气得要去找人家理论，母亲拉住他：“算了，都在一个村住着，为这几块钱闹得脸红脖子粗的，不值当。”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那个爱占便宜的村妇在屋顶晒棉花时，一脚踩空摔了下来，腿骨折了。消息传来时，母亲正在院里喂鸡。她放下鸡食盆，回屋挑了二十个新鲜鸡蛋，用篮子装好就要出门。父亲在身后直跺脚：“你忘了她是怎么坑咱们的了？”母亲头也不回：“记得那些干啥？谁还没个难处。”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去读师范的前一晚。母亲为我整理行李，把一件件衣服叠了又叠。她忽然拉住我的手：“孩子，出门在外，和人相处要记住一个字——宽。”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格外温暖，“同学间有个磕磕绊绊很正常，就是对方一点也不占理，也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如今，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在参加工作的这三十多年里，我始终记着母亲的话。每当遇到斤斤计较的烦恼时，就会想起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我知道，母亲不是真的健忘，她是选择了记住更重要的东西——记住别人的好，忘记别人的错；记住该承担的责任，忘记该放下的恩怨。
正是这份“健忘”，让我们的家始终充满温暖，让邻里关系始终和睦如春。母亲用她看似糊涂的处世哲学，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智慧——遗忘有时比记住更需要勇气，也更见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