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
幺叔曾是村里最体面的代课老师，穿蓝条纹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是他最头疼的学生——数学总不及格，却偏偏是他堂侄。
自从父亲找过他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课堂上不敢抬头，一抬头便撞上他的目光。他总问我：“这题怎么解？”答不上，那就得站着。十来岁的个子已不矮，杵在教室里像根突兀的电线杆，同学们吃吃地笑。我恨透了他，尤其恨他说：“人要脸，树要皮。”
那年夏天，村小合并，没有教师资质的他去了青海。再回来时，全村人都吓了一跳。
他的脸被烧伤后植皮，留下丑陋的疤痕，眼睛粘连成缝，鼻孔上翻，左手只剩三根手指。孩子们追着他喊“猪八戒”，他低着头快步走过，却努力挺直后背。
母亲叹气：“为了救人，值吗？”
值不值我不知道，只知他的亲事黄了——是他主动退的。姑娘家本还犹豫，他先说：“别耽误你。”
村里人都说，李老师这辈子完了。
可他偏不。
九十年代初，他拖着残手，一家家敲门借钱。“我要包砂石矿。”村委会主任直摇头：“你都这样了，消停点吧。”
“正因这样，才不能消停。”他眼睛从那两道缝里看人，目光灼灼。
砂石矿真让他包成了。第一年整顿，第二年盈利，第三年他家盖起了两层楼，白瓷砖在太阳下亮得晃眼。更奇的是，当年退亲的姑娘回来了，非要嫁他。
婚礼上，他穿西装打领带，戴着手套、墨镜。新娘搀着他走过晒谷场，孩子们不再喊“猪八戒”，怯怯地叫“李老板”。他挺直了背，像棵遭了雷击却没倒下的树。
做砂石的第五年，幺叔突然把矿转让了。大半年不见人影，村里传言他赔光了，没脸回来。
直到那年秋天，一台庞大的挖掘机开进了村。
原来做砂石期间，他认识了不少工地老板。有人告诉他，现在搞土方工程才是真赚钱。“风要往哪吹，得自己看。”幺叔说。他揣着全部积蓄，出去学了半年挖掘机，然后买了台二手机，自己开。
我大学暑假回来，在河边工地见过他一次。酷暑天，他坐在驾驶室里，那只残缺的手握着操纵杆，灵活得像在绣花。汗水从烧伤的皮肤褶皱里流下来，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幺叔。”我喊他。
他关掉引擎，从两米多高的驾驶室跳下来，递给我一瓶水：“大学生回来了，好好念书，别学我吃这苦。”
可我知道，他吃得下这苦，也享得了福。听说他现在添了好几台推土机、渣土车，也在城里买了房。孩子们现在见了他，都恭恭敬敬地喊“李总”。
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注册了公司，问我认不认识书法家，想求幅字挂在办公室。“润笔费好说。”他在电话里笑，声音爽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讲台上说“人要争口气”的年轻老师。
我拍他马屁：“李总现在是大老板了，带带侄子呗。”
他在那头大笑，笑完了，很认真地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什么？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那年在青海，从火场里背出来四个人。四个啊。”
电话里有长长的沉默，然后他说：“挂了，还得去工地。”
我握着手机，站在城市高楼的玻璃窗前，忽然看见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一个害怕失败、时常犹豫的人。而视线穿过城市的雾霾，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夏日的午后：一个毁容的男人坐在挖掘机里，用残缺的手握着操纵杆，一铲，一铲，把自己从命运的废墟里，干干净净地挖了出来。
风可以吹走一张纸，但是吹不走一只蝴蝶。生命的力量，从来都是在于不屈服。
幺叔的背，一直都是挺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