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志
今年除夕，云浮城外的田野里，格桑花开得正盛。远远望去，像是大地铺了一层浅浅的紫红绒毯，将南国温润的大地点缀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街边的木棉，更是领先一步，将那火红硕大的花朵，一盏盏地点燃，悬挂在高高的枝头。空气是暖的，风是软的，拂在脸上，全无故乡那刀刮似的凛冽。这便是我的第二故乡——云浮的春节了：没有冰凌，没有霜雪，只有这不紧不慢、自顾自流淌着的春天。
千里之外，潇水之滨的道县，是另一番景象。我闭上眼，那熟悉的、清冽的冷意，仿佛能隔着千山万水蔓延过来。老屋堂前，火塘里的油茶壳必是烧得正旺，“毕毕剥剥”地响着，将父亲沉默晃动的身影映得忽明忽暗，也将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灶头上照例挂着一串串腊肠，一块块腊肉，空气中弥漫着柴火的烟气、“扎肉”（道县特产）的咸辣香。那是一种被寒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暖，一种结结实实、不容分说的年味。我在这回忆和想象里思忖着，身上却又分明覆盖着云浮阳光的温度。一种挥之不去的愧意，便像这南国小区楼下无名的白色小花，悄悄地，从心底最软的角落钻了出来。
“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老话，像一枚小小的石子，在这些年里，被我反复摩挲，早已磨去了棱角，却磨不去那份沉甸甸的重量。自1997年在云浮定居以来，我只回去与父母过了两个年。犹记2007年底，父亲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公路边接我们，在厚厚的冰雪里，佝偻着身子，帮我挑着大包小包，艰难行走的蹒跚身影。2009年那个寒冬，我再次挤上归乡的列车，却在故乡熟悉又陌生的寒气里败下阵来。重感冒整整三日，昏沉在学生时代睡过的床榻上，耳边满是父母压低了嗓音的叹息与絮叨。那一次的年，记忆里全是药的苦涩，和窗外被大雪映得发白的、寂静的天光。那凌厉的“肃杀之气”，对于我这副久惯南国温润的躯体，竟成了我难以招架的杀伤武器。自那以后，回乡过年的念头，便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悄无声息地断了。
于是，一年又一年，回老家过年的约定，便从爆竹声声的岁末，挪移到了蝉鸣聒耳的盛夏。暑假的日子是长而阔的，车票不再难求，旅途也不复拥挤。假期里，有时帮年迈的父母插田，有时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帮他们摘花生，在劳动中听父母唠叨村里的家长里短。儿子则每天帮他的爷爷奶奶，从鸡窝里捡出还温热的蛋。每天傍晚，还可以到美丽的潇水河里游泳。时光仿佛被拉长了，稀释了，有了一种从容的、近乎奢侈的平淡。父母也从最初的期盼与失落，渐渐变得通达。每到快过年时，电话里，父母总会说：“今年回不来，就别回来了，冷得很，你受不住。暑假好，暑假日子长。”他们用最质朴的宽容，似乎让我肩膀上久负孝债的沉重，减轻了很多。可我深知，“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白居易诗）的牵挂，这么多年，其实并没有从二老的心中卸下。
既然回不去，便只好在云浮过大年。云浮的年，是别有一番热闹与生趣的。它不似故乡那般，将一切热气与喧腾，都严严地收束在门窗之内，以对抗屋外的严寒。这里的年是敞开的，流溢的。每年的花街上，摆满了金桔、桃花、水仙……令人目不暇接；金黄、粉红、嫩白……满眼姹紫嫣红。这景象，热闹得不像是岁末，倒像是赶一场盛大的春集。广场上，男女老少一个个神采奕奕，笑靥如花。街道两边悬挂的大红灯笼，渲染出浓浓的节日气氛。路上，如果遇到熟悉的朋友同事，在互道“恭喜发财”的祝福声里，还会不由分说地塞给对方孩子一个利是（红包）。
故乡先贤、理学鼻祖周敦颐《通书》有言：“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我的故乡，是“静”的极致，是万物收藏，是静候春来的、庄严肃穆的等待。而云浮的早春，却已是一派“动”的景象了，是生命迫不及待的、欢欣的萌发。这静与动，这北与南，这血缘的故土与安身的异乡，竟在我的生命里，达成了一种奇异的、阴阳互济的和谐。我仿佛站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当下”，一头牵着古老的、清冷的“根”，一头系着鲜活的、蓬勃的“枝”。
暮色缓缓地降下来了，温柔地罩住了这片土地。我所在的小区，离郊区农村很近，于是远远近近，开始有零星的、试探似的鞭炮声响起。家里客厅外的大阳台上，桂花开得正好，沁人心脾，在客厅里都闻得到。这时，电话响起，是儿子首先拨通了给他爷爷奶奶的视频电话。电话里，连接两头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道不尽的美好祝福。
打完电话，我忽然觉得，我辈凡人，所求的“道”，或许并非一定要在千山万水的奔赴里，或是在非此即彼的执拗中。它可能就蕴在这岁岁年年的、看似矛盾的妥帖里，在这“未能免俗”的愧意与“此心安处”的坦然之间，在那一大片温暖而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泥土与烟火之中。
云浮的夜，暖得足以孵出一个没有霜雪的、花香沉静的梦来。而我知道，在梦里，潇水之畔，那塘油茶壳火，也一定为我，燃得正暖，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