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浮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新兴县委党校
梁广（1909～1990），新兴县新城镇枫洞村人。1921年夏，离开家乡到广州谋生。1924年到香港九龙当船厂学徒。1925年6月参加省港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主任。1933年秋任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政委。1934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职工部部长。1935年9月任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193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部部长。1938年10月任中共东南特委书记。1940年12月任中共粤南省委书记。1943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6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任中共粤桂边区委书记和粤桂边军委主席。1949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梁广历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总工会主席，是全国人大第二、三、五、六届代表。1979～1985年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6月，在广州因病逝世。
在华南地区坚持开展敌后军事斗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整合南方党组织的抗日力量，先后设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形成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的组织架构。值此人才急需之时，中共中央于1937年11月电令梁广从苏联回国，并于1938年1月派其到广东工作。1938年4月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后，梁广当选为省委常委、省委职工部部长，参加筹备广东抗日工作。
（一）在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1938年10月12日，日本军队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后，兵锋直指广东省城广州。据时任《广州日报》采访主任张家耀日记记载，10月21日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吴铁成、广州市长曾养甫和负责保卫广州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等“省市首脑都已闻风先逃，他们公开宣称誓与广州共存亡、保卫大广州，言犹在耳，却都是空话”，广州于当日沦陷。
面对混乱局面，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在10月20日晚向梁广传达了省委的紧急决议：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南特别委员会，领导机关设在香港，管辖范围包括惠阳、宝安、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七个县，以及广州、香港、澳门三大城市，“指定东南特委由梁广、曾生、吴有恒、孙康、杨康华五人组成，以梁广为书记”，广州沦陷后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陆新率领的地下党员“今后亦归东南特委领导”。10月24日，梁广与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康华在香港正式成立东南特委，梁广担任书记。
东南特委成立前夕，梁广“设想在宝安、惠阳、东莞县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的计划获得党组织的同意，并同曾生等人“研究了抽派人员到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问题”。早在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才能“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梁广提出在珠江口东岸城市组织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既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持久作战的大政方针，又立足日军从惠州一带西侵广州的客观实际，为东南特委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一中心工作指明了方向。
面对东江抗日形势的变化，东南特委认为惠阳在东江游击战的地位中最重要，故而加强惠阳游击队党组织建设，派遣曾生等在港党组织领导人“负责到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惠宝海工作委员会”，动员在香港的惠阳青年会、惠坪公所等惠阳人团体组织200余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对于东莞和中山等县，东南特委要求依靠当地抗日武装“坚持在敌人后方活动”，建立各区委“准备敌来时各区能独立工作，并保证战时党的组织的联系”，反对把东莞游击队撤退到紫金一带。对于港澳地区，东南特委以香港区委和九龙区委取代香港市委，成立澳门工委，建立东南特委与辖区内党组织的有效联系，增强当地党组织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
然而，东南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尚未建立完善的政治军事基础，在1938年12月初日军再次进攻惠阳地区时未能发挥游击战的优势。随即，东南特委立刻恢复和开辟沦陷区的工作：一是“立即分别召集到港的惠阳及东莞同志的会议，彻底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二是“立即决定建立骨干部队”；三是恢复各地党组织，“改组东莞县委，由张虞元负责书记”；四是“加紧群众工作，组织抗敌同志会”；五是“把东、惠两地的经验教训向中山传达”，由杨康华、温焯华到中山指示工作，吴有恒、梁广先后到惠阳指示工作。
在以上五项工作中，东南特委“把最大的精神力量放在武装工作上”。在东莞、惠阳完全成为沦陷区后，面对日军占领大城市的敌情以及国民党和部分群众恐惧日军的现况，东南特委把游击队散兵和受挫后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整合成为惠宝人民游击队总队，指示惠阳、东莞、中山的党员“到乡下去切实把握乡村的武装工作，与开展党的组织”，由此促使总队“渐渐成为群众的部队”。由梁广直接率领的惠阳人民游击大队和东南特委领导的东莞东宝惠边游击中队、中山别动队、广州市区游击队、南海游击队的总人数超过1500人，“均已获得合法地位”。这时的游击队虽然兵员逐渐增多，但是军政干部中“党龄约不过半年者居多”，“军政领导虽有积极性，但经常抓不紧战斗，经验亦差”，于是中共中央把留在香港、澳门的党员作为补充东南特委及其游击队伍军政干部的重要来源，充实了东江游击队的力量。
由于当时日军未进攻港澳地区，所以东南特委在此开展“动员工作”，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间动员约150名党员和300多名革命群众返回广东参加抗日，其来源包括商会、同乡会、工人社团、青年社团、工厂等。他们的工作地区主要是在惠阳，“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其次是东莞、西江、四邑、南路、琼崖”。这批干部在香港经过公开的统一战线的训练，返回内地后坚持服从党的领导，为东南特委下属党组织注入活力，加强了广东与香港、澳门之间的革命情谊。因此，“香港对于内地干部的供给，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成绩”。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广东省委于1939年11月取消东南特委，决定香港市委由省委直接领导，澳门工委由省特派员直接领导或亦划入中区特委。虽然东南特委被取消，但是广东省委依然委派梁广在政治上领导惠阳、东莞一带的游击队开展抗日。截至1940年3月，惠阳游击队有“人数五百多，枪二百多”，东莞游击队“三百多人，枪二百支”，这两支游击队“合共组织了一个党的军委会领导之，以梁鸿钧为书记，直接受省委领导”，同时梁广受省委的派遣，在政治上及党的工作上对惠阳、东莞游击队“作党的指导”，不断加强党对华南抗日武装的领导。
（二）以政治建军原则发展东江游击队
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到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也遭到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所部的袭击。1940年2月上旬，指挥所企图以诱骗方式在惠州消灭曾生所部游击队。此计被梁广等人识破后，国民党调派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于3月7日包围坪山曾生、王作尧所部，致使东江游击队损失惨重，此事被称为“坪山事件”。梁广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出发，指出国民党在英国的影响下在华南的“反共摩擦方面将会更趋扩大而更形尖锐”，所以指示曾生所部“时刻不要松懈作战防御的姿势，部队力量不要过于分散，而应有相当的集中”，“应在港澳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中作飘忽行动，以避免正面不利的冲突”。
4月23日，在香港的廖承志、梁广、尹林平等华南党组织领导人召开会议，一致认为曾生所部受到严重打击的原因是“对目前形势之险恶完全估计不足”，在政治上未能把握好国民党掀起反共摩擦的阴谋，于是决定派遣梁广到曾生所部“深入检查，并召集会议，务使其政治上坚定起来，反对单纯依赖谈判，消除失败观念”，并决定曾生所部“以梁广为最高领导”。随后，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并转梁广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在国民党的反共态势随时导致华南形势突变的情况下，“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生和王作尧所部仍然在东莞、宝安、惠阳等地“大胆坚持抗战和打摩擦仗”，不能向潮州、梅州地区撤退，并指示梁广担任曾生所部的政委兼大队长。事实上，在“坪山事件”爆发后，梁广就对曾生提出“队伍不向东北移动，坚持在惠、海、陆之间，不固定地区作流动式的活动，保持力量，加紧地方工作，等待时机”。显然，中共中央高度认可梁广对曾生所部的善后举措，给予梁广在整顿东江游击队的政治与军事工作上有更大的空间。在此后的发展中，梁广率领的曾生、王作尧两支游击队逐渐在广九路以西的深圳南头和东莞宝太路一带落脚，而且发展成为“有人数一百五十人，有步枪一百五十支，短枪二十支，轻机三十支，在海丰十余人，步枪三十，重机枪二”的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抵御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共势力。
在梁广恢复和发展东江游击队时，中共中央依据广东抗日形势的发展，撤销广东省委，分别设立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并任梁广同志为粤南省委书记，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市委、中区特委、粤桂边工委、南路特委、南番顺中中心县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机关设在香港。”以梁广为书记的粤南省委的“工作逐渐偏重于敌后大城市”，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香港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对敌伪在华南的统治中心——广州的工作”，故而重建广州党组织就成为梁广的重要工作。
领导重建广州党组织
在“七七事变”至广州沦陷前，由于国民党势力的阻挠，中共广州党组织的发展步履维艰，但“初具规模，党员人数达四百余人”。广州沦陷时，广东省委把“原在广州工作的党员干部分散到粤北、粤中、南路、西江、东江去，成立各地区的特委领导机构和充实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鉴于形势急变，广东省委安排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陆新带领个别党员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计划，也因“陆新没有在广州站住脚”而中止了，最终沦陷初期“广州党的组织就处于真空状态”。
（一）主持恢复广州党组织运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局最高领导周恩来在致廖承志的电报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负责香港地区工作的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对此作出判断，“香港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反过来广州的作用却越来越显得重要，很多事情，比如人员往来，传递文件、情报，购买物资、医药品等等，都要逐渐转移到广州来办”，所以粤南省委就陆陆续续派遣了“萧（肖）泛波、黎秀琼、余美庆、郑鼎诺、冯平、曾珍、何琼、何雪云、黎培之、萧芳、曾序堂等等”10多位同志从香港和珠三角游击区进入广州开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在广州打下一定的组织基础，站稳脚跟”。
中共中央书记处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军屡次破坏中共党组织在南方运作的情况，提出了“支部及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的具体策略。周恩来进而根据“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动出现民主低潮”，指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局管理地区实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于是，梁广依照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南方局的指示，要求党员进入广州后“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作掩护”，“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生根”，进而“选择可靠对象，逐步建立组织基础”。据梁广回忆，当时“组织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党的地下工作者们面对当时广州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不管怎样苦的工作都去做”，“余美庆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何雪云上山打柴；萧（肖）泛波自做自挑卖杏仁饼；郑鼎诺做教师；冯平、曾珍等同志打进敌伪的‘广东妇女会’和‘广东法院’当职员（录事）”。
（二）在广州开展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
在广州进行地下斗争时，“分散的秘密单线联系的方式”成为重要途径。根据粤南省委的决定，梁广与肖泛波作单线联系，指示肖泛波要在广州“找到职业，以掩护自己和解决生活问题”。针对当时广州糕点店受到“半饥半饱”的老百姓青睐的特点，梁广“从香港汇来军票五十元”资助肖泛波与他人合营饼店并学习制饼技术，促成了肖泛波独自“在文德北路128号开设美香园杏仁饼店”，使之成为广州地下党组织和梁广取得联系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肖泛波把杏仁饼店转到广州河南厚德路64号继续经营，成为了广州党组织领导地下工作的机关，为广州的地下工作者“创造了长期隐蔽下去的条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由梁广单线联系肖泛波促进建成的这个联络点，不仅为广州的中共党员提供了容身之所和隐蔽之地，而且还为广州党组织扎根沦陷区持久抗日和防御国民党特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42年粤南省委被撤销后，1943年1月尹林平、梁广、连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尹林平为书记，梁广负责敌后城市工作。鉴于香港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在敌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已经逐步从香港转移到广州，需要在广州设立一个领导机关，于是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派梁广于1943年底从香港返回广州领导地下工作。凭借曾生和杨康华等人给予的“八、九万元”作为资金，梁广在广州十三行路86号与人合股开设了一家名为华昌京果药材行的商店作为职业掩护，进而把药材行作为广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通过政治交通员与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机关和东江军政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在广州带领地下工作者掩护身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随着广州党组织基础的巩固，中央派遣梁广从广州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由陈翔南接替梁广的工作。
参加香港秘密大营救
巩固统一战线
香港沦陷前后，梁广除了努力恢复广州党组织的正常运作，在香港驻留期间也肩负起营救在港著名人士的重要任务，不断巩固中共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香港沦陷前后中共保护在港名人的部署
在“皖南事变”后至香港沦陷前，香港汇聚了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茅盾等著名人士300多人，使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孤岛”变成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香港沦陷后，日军很快就掌握了在港文化名人邹韬奋、茅盾、李亦中在香港开展文化抗日活动的信息，公开向著名人士发出劝降信，使得他们的处境十分凶险。
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向南方局作出帮助著名人士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的指示，随后作出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周恩来先后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就在港的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的撤离路线、经费等事项进行了部署，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尤其强调“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已在研究部署营救工作，认为营救工作必须及早进行，“趁敌人立足未定”，管控进一步收紧前，尽快把文化名人、民主人士等秘密送出香港，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并对营救分工进行了布置，决定从香港转移到九龙的营救工作由梁广和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李健行、廖安祥、陈文汉、黄施民、何启明、何鼎华等协助，从九龙转移到后方由尹林平等人负责，形成一条联通广东和香港的安全营救路线。
（二）梁广主持护航香港至九龙的营救路线
梁广在转移港九地区国内外名人时，以潘静安、陈文汉和黄施民“作为得力助手”，通过水路转移营救对象。根据廖承志的指示，梁广亲自负责乔冠华的转移工作，“用小船从铜锣湾载到油麻地附近”，然后再送到九龙交通站，“交给东江游击队护送回内地”。期间，梁广领导地下工作者进入日军守备森严的香港玛丽医院，营救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英国政府官员）以及国民党政府官员，最后从医院“下水道进去联系，又从下水道把他们一个一个抢救出来，送到安全地带”。梁广领导的这项艰难险阻的工作，有效地保护了港九地区各界著名人士的生命，不断巩固党在香港乃至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扬。全部营救工作前后经历了6个多月时间，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在这次重要行动中，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精心部署营救在港著名人士的行动，不仅使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得以脱离日军铁蹄的危险，还帮助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10多人和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安全撤离香港，为调动著名人士参加文化抗日、充实抗日斗争的根基注入了强大力量。作为香港秘密大营救的第一道环节的负责人，梁广出色地领导了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岛至九龙的撤离工作，用实际行动和贡献维护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