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云浮·烽火记忆——追寻华南抗战中的云浮力量”
云浮融媒记者刘友文
1939年春，中共云浮县特别支部成立，余渭泉任书记，荣昌堂正式成为粤中、西江、三罗地区党组织的秘密指挥中枢。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这里灯火常明——党的指示从这里传递，抗日的火种从这里播撒至四面八方。
同年，都骑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夏季，“都骑乡妇女抗日同志会”成立，李青任主任，李君怡任副主任，麦雪莹、麦惠群、麦悦谊等为骨干，会员达80余人。妇抗会不仅开办民众夜校与妇女夜校，教授文化、政治与算术知识，更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与妇女解放理念，掀起参军抗日、生产支前、献财献物的热潮。冬季，都骑乡妇女自筹布料，缝制千余双军鞋、军袜送往前线；她们还发动群众开展冬种，打破当地不种冬粮的旧习惯，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1945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同年2月，在余渭泉等人推动下，都骑、杨柳、降源、方平四乡的乡长与进步人士齐聚荣昌堂，一致决定成立“四乡联防委员会”，组建联防武装常备队，办事处便设在荣昌堂。其中，徐鸣登任办事处主任，中共特派员麦长龙任副主任，中共党员余渭泉任总干事，区德民、陈凤堃（中共党员）先后担任联防队队长。
四乡联防队积极投身抗敌斗争：曾与云武突击队联手，依托西江沿岸地形，两次截击日军西江运输船——虽未击沉敌船，却让日军运输船此后驶入云浮江面时再也不敢耀武扬威；多次袭击日军在猫头山、降水的据点；1945年5月13日，徐鸣登、陈凤堃带领云武突击大队10余名队员撤离石巷途中，在秦村与8名日军遭遇，双方激战多时，最终在四乡联防队与抗日自卫队增援下击退日军，并生擒日军曹万田（相当于班长）。经此一役，日军彻底不敢轻举妄动。此外，联防队还多次打击日伪汉奸组织“维持会”，对“维持会长”董水源、黎杰廷等人实施经济惩罚，并清剿横行乡里的土匪，极大震慑了敌对势力。日本投降后，四乡联防队随之解散。
1945年10月20日，中区临时特委领导机关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恩平朗底战斗后，一路由部队代司令员谢立全、特委委员唐章、周天行等带领政军工作人员20多人秘密转移到都骑。开始时，所有领导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余渭泉的书房“荣昌堂”和他的商铺“同泰号”秘密掩蔽，带来的长短枪和各种弹药都是用油纸封闭安放在“同泰号”染布池内秘密收藏，其中一挺机枪还收藏在余渭泉母亲的长生(棺材)内。其间，余渭泉不顾个人和家人安危，热情周到接待上级同志，提供钱粮支持解决掩蔽人员的生活补给。在这座隐蔽的指挥所里，谢立全等人继续指挥西江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8年4月，中共云浮县组织在荣昌堂小炮楼建立油印室，用于印制《云浮人民报》及党内刊物，发往云浮县与三罗各地，宣传党的主张、报道武装斗争形势与战讯。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正如1948年参加革命、曾在云北区委油印室工作的余家强回忆：“只用两口钉子钉住一张墨纸，前后各架一条棍……靠一块木刷、一块薄胶，一张张往下刮，印得好能出300份，印得不好二三十张就废了。”
整个抗战期间，荣昌堂既是指挥中枢，更是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
余渭泉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亲人参加革命，家族共有七人参加革命活动。因革命工作离开云浮到香港后，余渭泉还念念不忘内地和家乡都骑的革命工作，将余氏家庭的10多支长短枪支和3000多发子弹全部奉献给共产党，支持云浮县的武装斗争。嘱咐侄儿余家相毫无保留地将德庆县悦城圩“同泰号”商铺、都骑“同泰号”商铺奉献出来，用作党组织的活动基地和通讯联络站，还将余氏家族的荣昌堂用作中共云北区委的所在地。解放后，曾在荣昌堂居住过的罗范群（原粤中特委书记、原副省长）同志深情地说：“国民党统治年代，像荣昌堂家庭，敢出钱、出力、出枪支持共产党，实在少见、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怀念。”
2019年初，荣昌堂经过重新修葺与布展，展陈面积扩展至450平方米，展线长150米，陈列展品26件（含10件文物）。展厅以“坚定不移跟党走”为主题，通过“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三个篇章，生动还原了云浮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
如今，荣昌堂作为中共三罗组织革命活动旧址，被评定为广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广东省家教家风实践基地、云浮市党员教育基地、云浮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云浮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等，得到妥善保护与活化利用。80多岁的退休教师赵永庆义务担任讲解员，每次向参观者讲述荣昌堂的故事时都饱含深情：“荣昌堂七杰投身革命、16岁的余渭泉写家书从军、麦长龙母亲拿私房钱支持革命……这屋里装着太多感人往事，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荣昌堂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云浮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的革命印记。这座西江之畔的红色丰碑，将永远向后人诉说那段光辉岁月，让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