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军
在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最繁华的往昔，街头有一位年约七十的老婆婆，被众人簇拥着。她自称曾是“西关小姐”，看相极准，且只收十元。我怀揣十元凑上前去，她动作敏捷地抽走钱币，说道：“你命好，小时候就住洋楼，不用看啦。下一位。”确实，小时候我在罗定泷江河畔，住的那栋楼，也算得上是洋楼吧。
20世纪70年代，在粤西山区的罗定，从懵懂无知的幼儿园时期，到小学四五年级，我都住在环城路一栋形似碉楼的楼宇里。传说，这里曾是罗定古城墙的小东门，归罗定县房管所管辖。
记忆中，这栋楼是两层的砖木结构，呈不规则的五角形。青砖、白灰、黑瓦，厚实的木地板，木窗上镶嵌着彩色玻璃，铁枝加固。首层与二楼没有直接相通的楼梯，一楼朝南有大门，门上白墙有彩泥浮雕，门前立着两根巨大的水泥柱。门前是一条红朱石台阶小路，通向泷江河边，那是附近居民洗衣服、挑水、游泳的必经之路；二楼与马路并不相邻，仅靠一座不足半米的小桥与马路相连。我们家住在二层，全层住两户人家，面积近百平方米。刘姓那户靠近路边，却没有窗户；我们家则住在靠河的一侧。
我们家六口人，用木板和粗布隔出三个小房间。饭客厅很小，仅能摆放一张吃饭的圆桌，通道处摆着一对笨重的苦楝木沙发。家中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只养着“龙凤鱼”（中国斗鱼）、插着蜡制红梅花枝的废水壶胆，高高挂在墙上。厨房和简易冲凉房在东边。厨房的柴灶烧的主要是木糠。如厕，就要到如今旧罗中正门对出的公厕。小便则用木桶存放着，城郊勤劳的女菜农，早上天蒙蒙亮，就会挨家挨户收集，用作肥料淋菜，罗定俗语——倒尿咁早，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作为报答，她们有时也捎带时鲜蔬菜，进出门之间，多谢之语不绝于耳，场面相当温馨。
因为靠近江边，我们家有三扇窗。一扇靠近厨房，窗外被一棵高大的老龙眼树遮挡，四季常绿，却很少结果。记得有一年台风过后，偶然出现一串三两只黄澄澄的龙眼果，我用长竹竿小心翼翼地勾过来，那情景和甜蜜的滋味，至今仍深深印在心底。饭厅走廊也有一扇窗，我最喜欢站在窗前眺望：罗定文塔清晰可见，对岸翠竹之间，春天木棉花树肆意怒放，初夏凤凰花树红得似火，江面上灰黑色机帆船、白色小拖轮的驳船队来来往往，河边肥沃潮湿的菜地里种着苞谷、豆角、葱姜、香蕉，这景色，堪称无敌江景。另一扇窗在入门右边，约5米长的墙上全是窗户，虽是木窗，却十分坚固，直到我们搬家时，它依然完好无损。
楼房的北面紧挨着一层瓦房，木地板离地面大概有两米。那里住着小学同学沈某姐妹，印象里她们清秀脱俗、十分漂亮。在那个男女同学相互“敌对”的敏感时代，我们毕竟是邻居，和其他同学相比，多了些彼此的默契。可惜当时情窦未开，再见到她时，她已远嫁到珠三角。有一次，马路对面的“跛叔”“海仔”几个小玩伴，在一次洪水退后神秘兮兮地说要去她们家的淤泥里捡硬币，因为木地板有缝隙，可能会有硬币掉下去，落到淤泥里。那次，我真的捡到了几分钱，想来真是有趣，呵呵。
那时候，虽然用上了自来水，但洗衣服还是习惯去河边，而且经常停电，偶尔还得去挑河水。煤油灯是家中常备之物，我读二、三年级时，担任学习小组长，一来是学习成绩还不错，二来小组员晚上在我家集中学习，能省去不少煤油的支出，要知道，那时候煤油可是紧缺物资。
住在河边，最让人害怕的就是洪水。一年会有几次洪水，常常淹到一楼门口，浑浊的洪水卷着巨大的漩涡，快速裹挟着上游的竹木树根咆哮而去。这时，所有人都担心楼的几根柱子能不能撑得住。1972年，罗定遭遇特大洪水，一楼完全被淹没，两条停泊的机帆船几乎与二楼平齐，船员们满脸忧虑地四处张望，我们不敢在家中停留，只好临时搬到马路上。还记得另一次搬到马路边住，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传言罗定也会地震，城区很多居民在街边睡了将近一个月。
童年时，父亲是国营厂工人，母亲在供销社工作，外婆也是街道缝纫社职工，我只有一个弟弟，家庭环境相对较好。70年代初，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些就已成为家中标配，像煤油、白糖、肥皂这些紧俏物资，也从不短缺。1976年，罗定县第一批6台“凯歌”9寸黑白电视机，我们家就拥有其中一台。在乡下当生产队长的堂伯常来，饭后总会埋怨：“唉，上个月又超支了……”这时，父亲往往会悄悄塞些钱给他。
大概在80年代初，据说要拆除小东门楼及附属的瓦房，用来建县水运公司宿舍，房管所安排我们搬到苏屋巷。之后，又辗转几次搬家、盖房子，终于过上了小康生活，有了稳定的居所。
近年心血来潮，我查阅《罗定志》及相关资料，想确认小时候住的是否就是小东门。遗憾的是，没有确切记载，只有一张清末民国时期的罗定县地图，地图上标注的小东门与当年我家的位置完全一致，再结合原址残存的水泥柱及横梁，应该就是吧？具体的证据，就留待专家们去考证了。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遥忆童年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些旧时光里的人与事，带着岁月独有的温度，温暖着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