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喜亭。黄世康 摄
吏隐亭。黄世康 摄
一段中唐文坛公案,两座亭台,两位大家的隔空较量,在连州的山水之间悄然上演。
公元803年冬,长安城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氛。京畿大旱,饥民啼号,而权贵李实却向唐德宗上奏“今年虽旱,谷物甚好”,继续横征暴敛。
监察御史韩愈毅然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弹劾李实的不仁之举。然而,这位文学巨匠的忠言未能上达天听,反而触怒朝廷,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南贬途中,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写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首次流露出对好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怀疑。
这段跨越千年的文坛公案,就此拉开序幕。
被贬阳山埋下“嫌疑种子”
公元804年2月,历经艰难跋涉,韩愈抵达了荒远的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就任县令。当时的阳山是连州治下一县,穷乡僻野,文化落后,环境艰苦。
韩愈在《送区册序》中描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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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冬,韩愈的友人王仲舒(字弘中)已在连州任司户参军。王仲舒是太原人,797年自吏部员外郎贬谪至连州。
王仲舒到连州后,在海阳湖畔辟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宴游之所。韩愈抵连州后,王仲舒请他给亭子命名并作记。韩愈将亭子命名为“燕喜亭”,取《诗经》“鲁侯燕喜者,颂也”之意,即《鲁侯燕喜》所涉及的内容,属于《诗经》里“颂”这一类体裁。“燕喜”指安乐欢喜,描绘鲁侯安乐的情景,“颂”体裁主要用于宗庙祭祀时歌颂先王、诸侯的功德,风格庄重典雅,《鲁颂》专门歌颂鲁国诸侯的部分。韩愈为亭子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燕喜亭记》,来歌颂王仲舒的功德以及文化圈的宴游之乐。
在这篇名作中,韩愈不仅记述了建亭经过,还为周围的景观一一命名———
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言之,韩愈共命名了八处景观,加上“燕喜之亭”,合成九景。韩愈以“俟德之丘”“谦受之谷”“振鹭之瀑”等九景,将儒家“仁智”理念融入山水,如“君子之池”象征“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的修身之道,“天泽之泉”暗合“出高而施下”的德政理想。这种命名策略,既是对王弘中贬谪境遇的慰藉,也是韩愈自身“文以载道”主张的实践。这一精心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体现了韩愈的审美情趣和儒家道德观念,他期待这些命名能够“取诗所谓‘鲁侯燕喜’颂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文中刻意回避了连州“山水名天下”的既有声誉,转而塑造一个承载儒家德行的精神空间。他借州民之口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实则将燕喜亭提升至道德象征的高度,使其超越了自然景观的范畴。这种以儒家伦理重构地域文化的努力,在韩愈的阳山诗作中亦有体现,如《县斋有怀》中“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的愤懑,与《燕喜亭记》的平和形成张力,暗示其贬谪心境的复杂。
再谪连州的“沉默诗文”
历史总是善于安排巧合。整整十年后,815年秋,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的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
刘禹锡在连州任职四年九个月,时间不可谓不长。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对连州文化的建设留下了深远影响:振兴教育,培育出连州第一个进士刘景,而其子刘瞻后来官至唐朝宰相。
在连州期间,刘禹锡也致力于文化景观的营建。他在海阳湖周边疏凿构置,创建了“海阳十咏”景区:包括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玄览亭、裴溪、飞练瀑、蒙池、棼丝瀑、双溪、月窟十处景点。
刘禹锡不仅作诗《海阳十咏》描绘这些景观,还专门写了《吏隐亭述》解释建造初衷:“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壖。入自外门,不知藏山,历级东望,恍非人寰”。刘禹锡坦言,元和十年(815年),我再次在连州担任地方长官,在海阳湖的水边建造了吏隐亭。从外门走进来,起初没察觉到山景被遮掩其中,沿着台阶向东眺望,眼前的景象恍惚间不似人间。
令人费解的是,刘禹锡对韩愈的《燕喜亭记》只字未提,对这处早已闻名的景观也无任何记载。这种沉默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极不寻常,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正如文史学者戴伟华指出的:“当古今之人站在同一个空间点上,怀想感叹非常自然,如果视而不见,有意回避,都在反常之列。反常的事就发生在刘禹锡身上,他人视为反常,于刘禹锡自己却正常。”
“十咏”“九景”的“擦肩错位”
刘禹锡在连州的核心实践是“功利存乎人民”的施政理念。他深入瑶区,写下《莫徭歌》《插田歌》等诗篇,关注民生疾苦;修建海阳湖时,刻意淡化道德象征,以《海阳十咏》的自然描摹展现“文学即生活”的理念。这种务实风格与韩愈的儒家理想形成鲜明对比。更值得玩味的是,刘禹锡在海阳湖构建了十景,与燕喜亭的九景形成微妙呼应,却在命名上回避道德说教,如“吏隐亭”强调“翠丽于是,与世殊贯”的隐逸情怀,“飞练瀑”突出“晶晶掷岩端,洁光如可把”的视觉美感。这种创作策略,既是对韩愈“载道”传统的疏离,也是对岭南地域文化的重新诠释。
“九景”对“十景”,刘禹锡比韩愈多出一景。这种数量上的差异并非偶然。
刘禹锡不仅在景观数量上压过韩愈,还特别强调了自己与前辈元结的精神传承。766年,诗人元结以道州刺史身份代理连州政务,主持开凿海阳湖,刘禹锡在《吏隐亭述》中写道:“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予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余年。封境怀人,其犹比肩。”“海阳”这地名的由来,得从元先生说起———这位元先生就是元结,石碑上还刻着他留下的铭文呢。当年元结是暂时代理官职到这儿来的,我呢,是被贬官过来的；咱俩人到海阳,中间差了五十多年。可这地方的百姓怀念咱俩,倒像是咱俩前后脚挨着、差不多同时在这儿似的。
这种跨越五十年的“比肩”暗示,却偏偏忽略了仅十年之隔的韩愈及其《燕喜亭记》,其中的微妙心理耐人寻味。韩刘心结的“消而未解”
关于韩愈对刘禹锡的怀疑,历代学者多有讨论。文史学者卞孝萱在《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1983年)中指出,韩愈被贬是因为得罪了权贵李实,而非刘禹锡和柳宗元所致。卞孝萱通过对《旧唐书·李实传》《资治通鉴》等史料的分析,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洗刷了“泄言”之冤。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真相如何,而在于韩愈内心的怀疑和刘禹锡的感知。
这种分歧在后来达到戏剧性的高潮:韩愈外孙李贶寻访燕喜亭时,发现碑刻“莓昧其字”,暗示刘禹锡任内可能存在对燕喜亭的有意忽视。李贶的《燕喜亭后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李贶在文中写道:“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记》,则知连州山水之殊……三年冬,余侍行承诏于连。水陆南驰,幽无所摅,志无所用,乃纵业于山水。以资养志,况又外祖所记亭在是耶。昔闻今见必矣。踵于郛则访焉,耆老曰:‘无矣。’吁,昔奚宠遇而赞咏之如彼,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岂亭之屯耶!”大意是,我从小就拜读外祖父昌黎文公韩愈的《燕喜亭记》,因而知道连州山水的奇特……会昌三年(843年)冬天,我奉命陪同(他人)来到连州。经水路陆路向南赶来,到了之后,内心的幽思无处抒发,志向也没机会施展,于是就放纵心意游赏山水,用这来涵养心志———况且外祖父所记的那座亭子还在这里呢。过去只听闻,如今定能亲眼见到了。刚走到外城就去打听那亭子,老年人却说:“没有了。”唉!过去它为何能被那样看重、那样赞美,如今又被什么人如此弃置?难道是这座亭子的命运困顿吗?
李贶的追问“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意味深长。他不可能不知道刘禹锡曾在此为官四年九个月,这句话仿佛意有所指:他或许认为是刘禹锡当年的“冷落忽视”,间接导致燕喜亭的败落散失,因此表示不满?
刘禹锡在连州期间曾撰写《与刑部韩侍郎书》,其中写道:“退之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然犹议者嗛然,如未迁陟……既得位,当行之无忽。”大意是,韩愈跟随丞相平定边疆战事回来后,凭借功劳被授予了一等的官职,可即便这样,议论的人还是面露不满,好像他根本没得到升迁似的……你既然得到了职位,就应当认真履职,别疏忽大意。
这封信起首有点突兀,内容也未必得体,可能还在拟稿阶段。不知发出没有?即便发出,韩愈收到没有?无从得知。戴伟华认为,这封信“隐含的不是希望帮助,而是要韩愈‘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既得位,当行之’,潜在的意思是韩愈可以不帮助,但不能纠缠过往,当以恢廓器度待之”。
刘禹锡在其他文章中也部分回答了韩愈的怀疑。戴伟华指出:“刘禹锡在《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上杜司徒书》及《上门下武相公启》或隐或显作了回答,刘禹锡针对‘泄言’的指责,进行了深入的回应。他既未否认、回避,也未推诿,而是首先通过自悔自责表达深深的歉意。紧接着,他又尝试自争自辩,试图解释自己不得不‘泄言’的无奈与苦衷。”然而,“一旦怀疑或确认自己在人生关键时刻遭人一击,由此改变了命运,当事人是不会因对方解释而轻易忘怀的。无论怎样通达大度的人,内心深处并不同于表面的文字表述。韩愈终究没有忘怀。”
文坛公案的人文底色
这种复杂的心态,正是两位大家之间难以完全化解的心结所在。而这段公案,反映了中唐时期文人士大夫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两人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念相近,本该是同道好友,然而朝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个人贬谪经历的痛苦,在他们之间投下了阴影。
韩愈的性格刚直倔强,这在他的文学风格和人生经历中都有体现。刘禹锡则更加豁达乐观,他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便是明证。这种性格差异也可能影响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
戴伟华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韩愈与刘禹锡的贬谪,皆是背后势力博弈的结果。他们个性鲜明且各具特色,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精彩纷呈的一页。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爱有恨,情感交织,才成就了作品丰富动人、扣人心弦的情感世界,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也正因为他们的自律和高尚修养,使得他们在表述时往往采用朦胧隐晦的手法,留给后人无限阐释和想象的空间,让作品在时间的沉淀中愈发显得深邃而耐人寻味。”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连州燕喜文化园,徜徉于燕喜亭和吏隐亭之间,看着历代文人留下的石刻诗文,不禁会想起这段千年公案。韩愈和刘禹锡早已作古,但他们的文字和情感依然鲜活。
也许,这种复杂性和模糊性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不断追寻、思考,试图理解那些遥远而又亲近的人性真相。而值得关注的是,刘禹锡在连州推动的“重教兴学”与韩愈的“载道”传统形成互补。他亲自执教,开启“连州科第甲通省”的文化盛况。这种务实的文化建设,与燕喜亭的道德象征共同构成唐代岭南文化的双重底色。而刘禹锡对燕喜亭的沉默,恰是对韩愈“中原中心”叙事的一种温和抵抗———他以海阳湖的十景重构岭南文化的主体性,在山水书写中完成了对地域身份的重新确认。
韩愈和刘禹锡的连州心结,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中处境与抉择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他们留下的文字,以及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已经成为中华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续启迪着后世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的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