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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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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凝旧影 存档古连州

日期: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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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在连州写有关瑶族的诗歌《莫徭歌》《蛮子歌》等。图为连州市瑶安瑶族乡盘石里村表演高台小长鼓舞。黄世康 摄   在唐代,岭南是一个具有浓郁文化色彩的地理区域,其文化是中原文化、土著文化、南洋文化等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历史产物。连州因贬谪迁入其中的中原文人甚多,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沉淀,逐渐融入了岭南边民的精神血液。刘禹锡就是其中代表。刘禹锡贬谪至此四年半,共写有散文二十五篇,诗歌六十四题七十三首,以诗文为镜,可依稀映照连州的山水灵秀、物产丰饶与民情淳朴。
  刘禹锡笔下的连州,既有韩愈眼中“天下之穷处”的险恶,亦有“画不如”的奇景与“炎裔之凉地”的宜人气候。通过《插田歌》《莫徭歌》等作品,刘禹锡不仅记录了瑶族狩猎、农事劳作等原生态风貌,更以采诗者的姿态暗讽吏治,延续《诗经》的讽谏传统。其诗文既是唐代连州地域文化的珍贵载体,有近似档案方志之功,亦展现了贬谪文人与边地风土深度互动的精神历程———以文学超越政治失意,在蛮荒之地寻得诗意栖居。

  文豪再度外放,诗文如似方志

  元和九年(814年)12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一起被朝廷“以恩召还”,奉召回京。离开京城近十年,终于回来了,刘禹锡兴致勃勃。他来到了闻名遐迩的玄都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指的就是刘禹锡。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都是为了一睹桃花盛开的美景而来。不过刘禹锡写桃花绝不是为了赞赏桃花的绝世姿容,而是借着这里的桃花来表达讽刺之意。“看你们这些春风得意的小人,其实都是在我被贬之后猖狂得志罢了。”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也终究会淹没在俗世尘埃之中。这样的讽刺真是犀利。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京城,也给刘禹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回京不久的他再度被外放,“御史中丞裴度以禹锡母老,请移近处,乃改授连州刺史”。
  刘禹锡一踏进连州,便被这里优美的山水以及奇特神秘的习俗民情所吸引,惊奇而咏歌之,与连州结下了千年的文化情缘。通过刘禹锡刺连期间的诗文,结合唐代韩愈的诗文,探寻连州的自然山水、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地域文化,以领略唐代诗文中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宝藏,感受其笔下展现奇姿异彩的风土民俗。
  首先是唐时连州“天下之穷”的风土人情。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其《送区册序》谓“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在其《贞女峡》中云:“江盘峡束春湍豪,风雷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在韩愈的眼里,唐代连州、阳山是一个僻陋荒芜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同时斥指生存环境险恶,危机四伏,诗人性命随时受到威胁。此时的韩愈,内心极度激愤,内心积压的愤懑怨愁、凄恻抑郁的感情借助文学艺术的形式得以抒发,因此,此诗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
  “此郡於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中而别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统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阳为小桂郡,后以州统县,更名如今,其制谊也。”刘禹锡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一文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连州。连州民风淳朴、山水隽秀、气候宜人、物产富饶,他在文中详尽描述了连州的天文地理、建置沿革、山川气候和人情物产。“尝隶三府”点出了连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连州隶属于江南西道,“隋熙平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连州。天宝元年,改为连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连州”。《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载连州隶属于岭南道,辖管县有三:桂阳、阳山、连山。在《新唐书·方镇表》中具体梳理了连州地域归属的历史渊源,连州原属岭南,上元元年改隶荆南,后复改隶湖南。连州接三湘而联百越,临八桂而通五岭,自古便是中原通往岭南的捷径、门户。唐韩翅《送李明府赴连州》记:“万里向南湘,孤舟入桂阳。”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云:“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其《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云:“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曰:“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连州“尝隶三府”,处于湖南、广东接壤之处,地域靠近湘南,故民情风俗更近湘,“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连州其时划归湖南观察使管辖。

  关注乡野农事,记载瑶民风俗

  连州的历史文化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文化。唐代连州边民世代以农耕为生,民风淳朴,勤劳善良,热爱生活而充满活力,刘禹锡对连州的乡村农夫怀有深厚的感情,羡叹着普通农夫的生存状态。《插田歌》云:“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诗歌主要描绘了连州田夫、农妇浸润在绵绵春雨之中,在田间抢时落秧春耕劳作的画面,刻画出连州边民勤奋乐观的精神。连州乡村农夫的简淡闲适生存状态,在刘禹锡的笔下,以生动展现,整篇意境清澹闲远,情趣盎然,令人神往陶醉。诗人以欢快的乐府歌谣形式,交揉了色彩、动态和音响的词汇,塑造出一幅秀丽、祥和、恬静的连州乡村田园画景。“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唐代卢肇的《谪连州书春牛榜子》对连州的农事也曾有过记载,此诗可与刘禹锡的农事诗交相辉映,相映成趣。
  刘禹锡在连州写的三首有关瑶族的诗歌,分别是《莫徭歌》《蛮子歌》以及《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其中,《莫徭歌》记载了瑶族的生活习惯、婚姻制度、生产情况等;《蛮子歌》描述了瑶族“蛮衣斑斓布”的服饰特色与“婚姻木叶媒”的婚俗等内容;《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则生动地展现了连州瑶族腊日狩猎的壮观场景。刘禹锡在《插田歌》诗下补叙了一段引文:“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无独有偶,韩愈亦记录了连州阳山官府的情况,“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送区册序》),“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鸭鹞。”(《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在韩愈的眼里,“夷面”似猿的边吏形象狰狞丑陋,心胸狭窄,愤恨易怒,令人印象深刻。他对当地官吏的描写带有贬损、蔑视的意味。在刘禹锡的眼里,他观察民风,对当地府吏暗讽,具有《诗经》“国风”的讽谏作用。在其《插田歌》诗的后半部分继续记录了连州田夫与计吏的一段对话:“自言上计吏,年幼离帝乡。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诗中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当地计吏用一些南方出产的头等细布贿赂,买来一个禁军的空缺。计吏的厚颜钻营、趋炎附势的神态语气写得生动逼真。计吏的狡黠无耻与田夫的正直淳厚遥相映衬,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

  描绘山水风物,手记气候民情

  唐代连州物产丰富,白纻细布、钟乳被列入朝廷贡品。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文中亦尽有反映,《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记:“连州连山郡,土贡:赤钱、竹纻练、白纻细布、钟乳、水银、丹砂、白镴。”刘禹锡在《插田歌》中所描绘的“农妇白纻裙”“路旁谁家郎,乌帽衫袖长”与史籍合,同样记载了连州边民妇女儿童的衣着服饰,可见白纻细布已成为当地普通民众主要的衣料,并非贡品的贵族专属。连州钟乳石在柳宗元的《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也有介绍,连州的石钟乳用作服饵之用,刘禹锡称连州“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除此之外连州还产苎蕉,“原鲜而脱,卉物柔泽,故苎蕉为三服贵,岁贡十笥”(《连州刺史厅壁记》)。
  唐代连州山水“画不如”美不胜收。刘禹锡在诗文中抒发自己徜徉林壑山泉的乐趣,连声赞叹连州灵山秀水,幽美奇特,天下绝伦。连州东面有顺山,“由顺以降,无名而相韵者以万数,回环郁绕,迭高争秀,西北朝拱于九嶷”;“城下有湟水,由湟之外,交流而合输以百数,沦涟汩潏,擘山为渠,东南入于海”(《连州刺史厅壁记》)。连州海阳林壑尤美,层峦环抱,幽邃清丽,刘禹锡《海阳十咏》对此地曾浓墨重彩地进行描绘,其诗引文记:“元次山始作海阳湖。后之人或立亭榭,率无指名。及余而大备,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异日迁官,裴侍御为十咏以示余,颇明丽而不虚美。因捃拾裴诗所未道者,从而和之。”海阳十咏的人文景观精致巧妙,巧夺天工;自然景观,清新幽静,瑰丽明净。他对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玄览亭、裴溪、飞练瀑、蒙池、棼丝瀑、双溪、月窟十处景致逐一精心描摹。其《海阳湖别浩初师》曰:“湖满景方霁,野香春未阑。爱泉移席近,闻石辍棋看。风止松犹韵,花繁露未干。桥形出树曲,岩影落池寒。”海阳湖清丽隽永的景致,亦可让畅游其间的离别之人流连而忘返。刘禹锡遨游吟啸其间,原本政治失意而精神忧郁,也深为海阳景观所感染,山水清音,息心静虑,忘却尘世烦忧。唐李涉《谢王连州送海阳图》对海阳湖也有吟咏:“惊起草堂寒气晚,海阳潮水到床头。”可知连州海阳在当时的文人中颇具盛名。连州的自然景致汇集山水洞泉石之精粹,凝聚奇险秀美幽之神韵,难怪刘禹锡以“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韩愈以“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燕喜亭记》)高度评价连州山水形胜美不胜收。
  唐时连州“炎裔之凉地”气候宜人。韩愈贬谪岭南初时,表现出惊恐失措之状,抱怨连州“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进,十家无一瘳”(《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希望能早日离开这僻陋的环境,其内心躁虑难安,文化抗拒心理强烈,难以与谪居地的原生文化磨合。故在此心境下的创作,韩愈对连州气候的描述未必可全信,诗文中可能掺杂了一些夸张的艺术成分。
  我们来看看刘禹锡截然相反的描述,唐时连州虽然荒僻,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也”,连州虽处岭南,但气温适宜,不若岭南之炎州,长居其间,必能延年益寿,“故罕罹呕泄之患,亟有华皓之齿。”(《连州刺史厅壁记》)

  深入市井村落,采风察世讽时

  唐代诗文通过语汇符号的形式给生存空间涂抹色彩斑斓的情感颜料,历史记忆与空间印记在诗文的字里行间跳跃。在刘禹锡的诗文里,我们看到中原文人通常在异化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身份认同的感受不大一样,因此岭南带给他们的亲身体验和心理感受也完全不同。
  首先,诗人得江山之助不止聊表寸心。《旧唐书·刘禹锡传》所言,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新唐书·刘禹锡传》亦称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佇”。刘禹锡曾自谓“及谪于沅、湘,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他因参加永贞革新,曾长期贬谪迁转于朗、连、夔等边州,踏遍了中原及西南边陲,深入于民间。边陲地区不仅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且有与中原迥异的奇山异水,市井村落,还有着各自不同的礼俗民风。刘禹锡虽长期身遭贬谪边州的不幸,但这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饱览异域他乡的山水风光、土风民俗,从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没有这种经历,失去了江山之助,他描写风土民俗之作很难高人一筹,如有也只能是向壁虚构,失去光彩与神韵。
  再是诗人关心民生习俗并乐在其中。刘禹锡到连州,深深体会到“民风与长沙同祖习”;至和州谓“地在江淮,俗参吴、楚”;居朗州之次年又记下“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刘禹锡不仅重视民俗民风,而且也乐于参与其中。《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本传也说刘禹锡效学屈原为沅湘人民作《九歌》以迎神之例,为当地人“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引》中也自述至夔州,见“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感于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可见他热心参与民俗活动,并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类原因,刘禹锡遂创作了诸如《竹枝词》《浪淘沙词》《纥那曲词》《插田歌》《畲田行》《沓潮歌》《武陵书怀五十韵》等大量表现民俗土风的作品,这一精神境界与作风,使他能较多地与当地民众来往,体察他们的生活与习俗,不因自己是来自京城的官吏而蔑视所谓的蛮风夷俗。
  最后是诗人注重采风以察世讽时。刘禹锡在连州见农人插田时“齐唱田中歌,嘤佇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而计吏以贿补官,骄恣吹嘘之事,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抵和州,诗人又“考图经,参见事,为之诗,俟采之夜讽者”,遂创作了记述地方风情传说的诗篇。刘禹锡不少文章注重民风民俗与政事治乱间的密切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受儒家仁政爱民及比兴美刺传统思想的习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