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获赠作家徐惠林新书《家住太湖西复西》。“西而再西,西在何处?家在哪里?”收到书时,书名给我指路不明的错觉,同时又给我寻家的急迫感。于是,我往东城去。
“东城是我的全部,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稼穑》)作者笔下的东城,是屋前有水塘的三间土坯房,是打水漂的河岸、捡稻穗的晒场、是一个老师同时教不同年级学生的学校、是捉迷藏的大场房。这些碎片化的场景,显影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生活的真实底片:在交公粮时目睹收粮员的权重跋扈,在民办教师父亲执教的学校里感受知识的微光,在病痛与休学中咀嚼青春的迷茫。当作者因转校逐渐远离家乡,东城就成了记忆的地标与生长的原点,而那些人和事却化作记忆行囊里的星子———聚成指路的灯塔。
屋前有水塘的老家,滋养了作者一生喜文擅画的好习性。他用一支蘸了乡土墨的笔,在书中勾勒出一大组鲜活的人物群像。而这群像犹如浮雕,将乡土中国的温情与刺点,或深或浅地印在了读者的脑海里。比如,中学时暗恋却不敢靠近的女同学,是青春朦胧的情感投射；大城市任职却冷脸寡言的医生,是城乡差异下的身份隐喻。而那个“参与并积极鼓动村民扫盲的残疾人宽子”———文盲与知识渴求形成微妙反差,令人动容地将坚韧生长的底色揉入浮雕里。
当然,这些人物并非个体,他们是人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代言人。作者以“乡音不改的口吻”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而调侃,时而悲悯,时而反思。当读者跟随文字遇见这些“熟悉的陌生人”,真切地触及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果说东城是记忆的原点,那么藕塘便是乡愁的寄居地。《义父的藕塘》里,藕塘街是作者去义父家走礼必经的地方,也是让作者对一门被强建的亲戚关系不再排斥的外在理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藕塘街像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在乡政府、图书室、供销社、剃头店构成生活的素色元素中,义父义母的关怀则是移动着的温暖亮色。
“谁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十六岁的作者面对突如其来的过继仪式,内心的抗拒几乎溢出纸面———“我心里憋着一肚子气,没有进行跪拜、磕头叫义父义母的仪式。”这种对血缘之外人造亲情的本能排斥,何尝不是青春期少年自尊与脆弱的写照?但随着时间推移,义父往他碗里夹菜的体贴、往父亲篮子里满塞糕点的暖心、在县城托人为他争取补考机会的奔走,逐渐消解了最初的隔阂。当作者感叹“除了他们过于客气的反应,我对这门亲戚,真是心底里觉得美好”时,读者看到的是人性深处善意的胜利。
只是,如今的藕塘已不复当年模样:老街改道,村庄被统一规划的新农村取代,义父病逝,义母罹患老年痴呆症。曾经给予作者“世面”与“人情世故”的藕塘街,那个看见生产皮蛋的厂,住着文青的供销社,还有带他走向世界的图书室等等,逐渐消失。如果说义父的藕塘乡曾是以单色表现却倍具自然律动的乡村素描,那么图上的铅,被时代一点点擦蹭,如今已然需要新的逻辑重新起笔。这种变迁带来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消失,更是精神原乡的消逝。当作者写下“这些年,不知是年龄故还是其他原因,藕塘,我去的少了。”笔尖流淌的分明是对现代化飞快进程的无奈让渡和对原乡打心底的坚守。时间用其独到的显影术,让作者一次次穿梭在乡土记忆和现代性反思中,难以取舍。
往东城去,总能看见作者对往事做性格和阅历的背书。在《稼穑》中,面对那些刁钻的验谷员、混账的过磅男和记账女,他最终选择敢怒而不敢言。而恰恰弱小无能的体验成就了日后拼搏的他。的确,人的成长中,缺爱是永远的精神痼疾。然而,正因如此,作者却以歌报痛,让人欣慰的是:他几乎所有的篇目中都暗藏着爱的锁扣和密码。便是“那些想方设法用空闲时间去玩的把戏,已凝聚成了精神的颗颗糖粒,盛装在知天命的抽屉里。”(《时间结成麦芽糖》)
读《藕塘》一文时,我的思绪不断飘回自己的婚礼现场。那时的我,面对公婆改口礼时的窘迫,与书中作者面对义父认亲时的抗拒何其相似。我端着茶傻傻地跪着,被锁了喉似的,发不出声音,所有来闹喜的人冲着我喊:“叫啊叫啊大声点啊,声音不够不过关啊”———这场看似温馨的仪式背后,是他人对主体个人心理的挤压和无视。不同的是,作者最终在义父的温情中找到了归属感,而我则在育儿后完成了对公婆称呼的心理建设。
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恰恰印证了文字的力量———它是一种镜像,让读者在他人故事里看见自己,在时代变迁中看见永恒。作者谛视家乡的今日,用文字恳留往岁的东城,这不只是为其个人成长溯源,更是在为消逝的乡土记忆封存一份精神档案。
重读书中那些细碎的场景:打鳖的玩伴、坐牢的大舅、扫盲的宽子、没有挂牌的学校……他们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被作者的文字串成一串闪光的项链。这项链为一个乡村孩子填补了成长的美学缺陷,也为每一个在现代化浪潮中寻找精神归宿的读者,提供一条没有铺过“柏油沥青”的思路。
或许,这就是散文的魅力所在———它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也不必追求深刻的哲理,只需真诚地记录那些“一言难尽的过往”,便能在读者心中激起久久不息的涟漪。正如作者笔下的家乡,虽已旧貌换新颜,但那些关于人情、世故与成长的记忆,永远鲜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