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历经两千多年变迁,仍与时代同行。它在中华文化中生根,“所与交友,必也同志”体现平等交友之意。近代中国动荡时,“同志”成为共同理想的象征。1905年,孙中山将其刻入同盟会章程,成革命者标志；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接纳“忠实的党员”为“同志”,使其成为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体现。井冈山居民称“同志哥”,长征战士互称“同志”鼓舞斗志,“同志”超越普通称呼,成为共同理想和命运共同体的信仰纽带。
曾经,那闪耀着平等与理想光辉的时代似乎已渐行渐远。在社会发展的洪流和文化变迁中,那份光芒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体制内,“老板”“老大”等带有江湖色彩的称呼悄然兴起,权力关系被扭曲成类似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职场上,“某总”“某董”等奉承之词不绝于耳,人们习惯用职位来称呼上级,“同志”一词几乎消失不见；在社交场合,“亲”“宝”“家人们”等虚拟称呼泛滥成灾,情感在甜蜜的泡沫中逐渐变得空洞。称呼的变异就像一个多面镜,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当“老板”取代了“同志”,这标志着资本逻辑对人际关系的深入影响。称谓的江湖化、市场化和泛化,正悄悄侵蚀着平等交往的基础,甚至导致个别官员因下属称呼其为“同志”而勃然大怒,误以为这是不尊重的表现。称呼的失范,实际上反映了精神纽带的松弛。
当《人民日报》以满腔热情和深切期望发出呼吁,倡导“同志”这一称谓重新回归社会主流,这绝非仅仅是对某种语言习惯的简单复古或形式上的回归,而是蕴含着更为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它实质上是一场触及灵魂、影响深远的深刻行动,旨在从根本上净化当前的政治生态,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共识。党内同志之间关系的纯洁性和真诚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过程中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和关键所在。
“同志”一词在当代的复兴,其含义已远远超越了社交礼仪的界限,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所必需的团结奋斗精神紧密相连。“力量源于团结,幸福来自奋斗。只有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未来,只有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永葆生机。”这声“同志”,正是对“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激发一切可激发的积极因素”的热烈回应。它源自历史,唤起革命年代“将后背托付给战友”的信任感,激发了建设时期“万众一心投入生产”的热情,更指向一个现实意义重大的议题———在全球化逆流、霸权主义步步紧逼的当下,重建“同志”间的信任纽带,成为抵御“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风险挑战的精神屏障。当年轻一代在红色教育基地自然地以“同志”相称,我们见证的不仅是语言的复兴,更是民族对平等、团结和理想主义的再次拥抱。
“同志”一词的含义,体现在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它穿越了历史的硝烟,于纷繁复杂的称谓中寻找方向,最终揭示了一个明确的时代解答———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驶入深水区,只有凭借同志的真诚来凝聚人心,依靠同心协力来砥砺前行,才能在变革的浪潮中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经之路。我们依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必将依靠团结奋斗开创美好的未来。”当同志的声音再次响彻大地,便是同心协力汇聚的时刻,这股力量足以破云穿雾、扬帆远航。
(作者单位: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党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