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风情
“一贵”,这瑶山间最寻常的称谓,却似盘古王指尖拨动的铜铃,在连南的千山万壑间回荡。每唤一声,便有无数的应答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山间的回声,此起彼伏。
瑶家男子,依兄弟之序,缀以姓氏族名,便成了马能贵(瑶话指未婚男子)这般朴素的名字。恰似我名,房法冷一贵。
名字里藏着母亲的温柔絮语:“法冷”是血脉中镌刻的盘王印记,“一贵”是盘古王撒向人间的铜铃籽,无论落进哪片泥土,终将摇响同一首瑶歌。
我家四代长子皆名“一贵”,如同祖灵系在银项链上的四个铃铛,从祖父粗糙的手掌到幼子稚嫩的脸庞,于无声处唤醒了瑶山连绵不绝的血脉羁绊。
祖父的竹烟斗,是岁月长河中最鲜活的印记。那烟斗,长得能碰到膝盖,就像一部古老的创世神话。夕阳西沉,祖父总爱蹲在牛路水村的青苔石阶上,衔着竹烟斗吞云吐雾,烟圈裹着晚霞,在暮色中蜿蜒成一道发光的溪流。
我总忍不住猜想,这烟斗怕是比我的年岁还要苍老,它吞吐之间,瑶山的晨雾在烟锅里翻滚,吐出的烟圈里盘旋着祖辈的传说。
许多年后,我仍记得那个傍晚,祖父摩挲着我的头,声音低沉如古井:“‘一贵’是先祖烙在你命里的符文,这两个字,你要刻进骨头里。”彼时的我似懂非懂,只看见烟霭漫过他的白发,像一场温柔的雪。
烟斗星火熄灭后,父亲接过了烟火。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为公社唯一的电影放映员,胶片转动的声响成了瑶山新的心跳。圩日的晒谷坪上,幕布舒展,整个村子化作期待的海洋。老人们木杖叩击石板的声响与孩子们的童谣交织,邻村山民翻越十八道岭,只为幕布上跃动的光影。当“咔嗒”声响起,瑶寨的黄昏便裹着《刘三姐》的山歌,在月光下流淌。
1984年,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拉着最后的拷贝走过十八道岭,将最后一帧画面永远留在了晒谷场的月光里。
去年修缮老屋时,我在樟木箱底摸到一卷《刘三姐》胶片。儿子好奇地举起它对着阳光,那些光影栅格在他的脸上投下斑马纹似的阴影,就像当年晒谷坪上,幕布的光影在父亲皱纹里流淌的模样。
我的初名叫房法冷一贵,在1978年夏日的百日宴上,当三粒糯米粘上朱砂写就“法冷”时,火塘里爆开的一粒火星。母亲说那是盘王眨眼,就像后来我在超声波仪上,看见儿子胎心跳动的频率与米粒黏附纸面的节奏重合。
一年级那年,父亲摩挲着银项链上的铜铃,铃铛轻响的瞬间,我的新名字落在了作业本上。“房法冷一贵”这五个字终究未印在任何证件上,它安静地躺在族谱里,像一枚未使用的邮票。
时光的邮戳将我的人生轨迹盖进预设的地址。成为大学教师后,我每次讲解瑶壮医药文化,总会想起师公书写“法冷”时的肃穆。学生问我瑶名时,我望着远山轮廓轻声道:“就叫一贵,和祖父、父亲一样。”
瑶山的铜铃声如灵动的精灵,轻盈地跃过儿子的课本页边。他教奶奶用微信时轻柔的指尖,终成了新时代“一贵”的注脚。传统与现代,在这平凡的日常里完成了温柔的交接。
上次学校作文比赛,儿子写了《我的四个名字》。他在文中说,太公的名字在温暖的火塘里,爷爷的名字在闪烁的银幕上,父亲的名字在洁白的黑板间,而他的名字,是写在答题卡中的工整笔画,是篮球赛队友充满激情的呼喊“一贵传球”,是每次回到牛路水村时,乡亲们传来的那声熟悉而亲切的呼唤。
这些文字里,藏着他对名字的懵懂探索。直到去年盘王节的篝火熊熊燃烧,戴着耳机听着民谣的儿子,指尖划过族谱泛黄的纸页时突然僵住:“为什么太公、爷爷、爸爸和我都叫一贵?”
我正在舂糍粑,木棒悬在糯米团上,往事如炊烟漫上心头。我静静递过糍粑,那温热从指尖传来:“我们的‘一贵’,是四代人写给百里瑶山的同一声铃响。”
他不知道,当他在作文里写下“我是第四代一贵”时,银项链的铜铃正簌簌作响,仿佛太婆捻亮的桐油灯花,在轻柔的风中曳动。
“一贵”之名,宛若一缕斑斓的瑶绣银丝,穿引四代人永不褪色的绮梦:烟斗的铜黄、胶片的银灰、粉笔的雪白、耳机的釉黑,这些瑰色于时光瑶锦间纵横交梭,祖灵星辉淬入针芒,为子裔劈开命运的溟渊。
如今,每当第一缕阳光刺破瑶山的薄雾,八排二十四冲的山岚唤着“一贵”的名字,群峰回荡的应答声中,既有房家儿郎的清朗,也叠着万千瑶山子孙的共鸣。
而在一座叫作清远的城市,有位一贵的笔尖正缓缓洇开墨色,笔锋起落间应和着瑶族长鼓的鼓点。那些跃动的音符,如若铜铃,在北江的时序里叮咚成河。